《生与死的对抗》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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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是被“海洋性退行倾向”
①——也就是死亡本能——所构建的。
［１０２］
（３）精神分析和宗教的关系并非如弗洛伊德的一个书名《一种幻想的未来》（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Ｉｌｕｓｉｏｎ）所暗示的那样，是科学和痴心妄想的简单对立。路德教不仅能被解释为神学，也能被解释为精神分析。
路德就像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穿透到生命的表层之下并发现了一种隐秘的现实；宗教就像心理分析一样，必须指出事物并非如它们看来那样。而且精神分析必须承认宗教中所揭示的那种隐秘的现实和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隐秘现实是相同的——那就是无意识：精神分析和宗教都代表着被压抑的无意识向人类意识回归过程的不同方面。精神分析可以声称它代表着无意识的全面回归，而宗教则仅仅代表着部分的和歪曲了的回归。
宗教仅仅在投射（ｐｒｏB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的形式中感知到被压抑的无意识，例如路德的魔鬼；无意识的自我只是在一种异化了的形式中，作为非自我（ｎｏｔ－ｓｅｌｆ）而被感知到的。精神分析出现在荣格所说的“投射作用消退”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使世界清醒”
（Ｅｎｔｚａｕｂ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ｗｅｌｔ）的漫长过程的终点，可以声称因为它意识到了人的身体和所有象征的人体基础，异化差不多就被克服了，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回归也差不多就要完成了。但是，这种优越的智慧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有权力把宗教当作神经症而打发了事，正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
①海洋性退行倾向：费伦奇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人无力接受生命而希望返回子宫的一种病态的死亡本能。参看原书码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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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之中不仅有条理，还有历史真理的碎片。”
［１０３］如果我们认真恪守人类历史即神经症的历史这一立场，那么（除非弗洛伊德是上帝派遣给我们的）
，精神分析也处在神经症当中，而且神经症本身一定总是包含着那些“解释和治疗的尝试”——弗洛伊德在逝世之前已开始把这些尝试视为治疗学上希望所系的唯一基础。
［１０４］如果路德应当被理解为在通往弗洛伊德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新教也就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次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较充分的回归。
的确，只要基本的压抑还保持着，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回归只能发生在采取拒绝和否定的一般条件下。因此，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回归越是全面，伴随着的就是意识的更严重的扭曲和神经症的普遍恶化。
但是，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论述过的那样，精神分析本身对于普遍压抑状况下这一意识演变的法则并不构成例外。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
（４）路德新教的最深刻的精神分析洞察力在于它揭露和否定了西方人传统的获救之路，亦即升华作用。对原罪的强调其精神分析的意义在于，无论肛门性怎样被升华，人类本性实质上仍然是肮脏的。在路德的立场和弗洛伊德对升华作用的批判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不过精神分析应当承认，路德对一切超越身体之上的努力所作的否定如果说与弗洛伊德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更始终如一。
（５）新教对升华作用的批判，是爱欲从升华作用中因此也就是从现世生命中大量退出的原因或者结果，或许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不过，既然现世的生命乃是我们实际度过的生命，其结果便是使这种生命屈从于爱欲的敌人——死亡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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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驱动力。因此，新教似乎标志着文明的精神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死亡本能成了房子的主人。这一精神的事实记录在路德的意识中，表达在他的教义里：魔鬼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神圣地活着就是神圣地死去。
（６）路德关于生命中死亡统治的幻象与他末世学的希望相关联，即寄希望于尘世中生命的转变和人的身体的转变——如路德所说，身体以一种摆脱死亡和污秽的形式复活。
［１０５］路德的末世学向精神分析提出了挑战，它必须阐述清楚死亡和肛门性的统治可能被废除的条件是什么。基督教在向精神分析提出如此挑战时，可以发挥一切宗教所特有的功能，宣告希望之物的本质和不可见之物的根据；而精神分析在回答这种挑战时则可以完成它的主张，即要以意识的全部光明照亮至今透过一块镜片看得模糊不清的事物。当代精神分析学没有乌托邦的理想；当代的新正统派新教没有末世学。
在构成人类历史的生命本能对抗死亡本能的战争中，这种缺陷削弱了它们二者作为生命本能同盟者的地位；它们二者驱逐魔鬼的能力也因此被削弱了。在它们二者之间展开了一场创造２０世纪末世学的竞争，这场竞争旨在为生命本能服务，并给精神错乱的人类带来希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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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肮脏的金钱
在粪便里寻找黄金（Ａｕｒｕｍｉｎｓｔｅｒｃｏｒｅｑｕａｅｒｏ）
——维吉尔［１］
一、理性与非理性
在精神分析探讨金钱的道路上，巨大的障碍之一是金钱与理性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承认精神分析对非理性事物的关切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什么比“经济的人”
（Ｈ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更具有理性呢？
当然，我们知道人决不是“经济的人”
，因此我们也可以允许精神分析去探讨人对于这个理想标准的偏离。不过，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原理就对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标准本身是否符合理性提出了怀疑。但由于金钱思维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似乎又不可能对它有所怀疑。有整整一派经济理论家表达了我们的实际经验，他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不充分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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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相互竞争的目的之间处置不充分的手段——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在更具哲学性的层次上，社会学（在这一点上西梅尔［Ｓｉｍｅｌ］讲得最为详尽）
正确地指出金钱反映了并助长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客观的和定量化的思维方式，亦即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呢？
［２］
精神分析的本能——因为它也具有为它所压抑的本能——使得它需要攻击谨慎计算和定量科学的合理性，这是一件毋庸置疑却又未曾广而告之的事实。由于采用了“现实原则”（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现实思维”（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这样一种相当幼稚和传统的（因而是非精神分析的）概念，上述事实被掩盖起来了。在“现实思维”这一幼稚概念后面隐藏着弗洛伊德对于科学的不加质疑的态度（他也不可能对每件事提出质疑）——这是孔德式的（Ｃｏｍｔｉａｎ）
态度，即认为人经历了巫术和宗教的阶段最后达到科学的阶段，此时他终于成熟了——也就是说他此时已摒弃了快乐原则（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使自身与现实相适应，并学会了将其里比多指向外部世界的真实对象。
［３］
在金钱和可以称之为“定量理性”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Bｔｙ）
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而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命题如果不与精神分析对于定量理性的批判相联系就毫无意义。
这种批判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是一个尽管棘手却贯穿始终的完整的主题，它可以根据早期的里比多理论或后期的自我（ｅｇｏ）
理论来予以说明。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从被压抑的变态的性倾向中推导出人格来的，精打细算的人格（“经济的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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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类型）
就是一种肛门人格。
［４］在精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