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72章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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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并不是文明或阶级统治的产物，而是从古代的人就开始了。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和赫斯科维茨所证明，古代食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都表现出维布伦称之为挥霍摆阔的逻辑——也就是非理性的剩余的逻辑。
［７３］现代经济理论把市场上表现出的需求（“目的的任意性”）
当作既定的和不容质疑的来接受，也就把人类需求和消费模式的非理性当作既定的和不容质疑的来接受了。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现代“理性”的虚假性。关于供求关系的优雅法则实际上描绘的是一种动物的古怪行为。这种动物把粪便混淆为食物并且毫不自知，而且像婴儿期性欲一样并不追求“真正的目标”。
［７４］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正确指出的，因为没有真正的目标，对获得的渴望就没有止境。
因此，市场经济的心理前提并不如古典交换理论所说的那样是行动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告的存在是要造成非理性的需求并使得消费者糊涂；没有广告来永远造成消费者的糊涂，经济就会崩溃。所以，罗斯金又一次看出，政治经济科学必然使黑暗和无知永恒化：［７５］
迄今为止，因为关于交换的科学只涉及交换双方中一方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无知或无能的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一种以无知为基础的科学……在一切科学中只有这一种科学，它必定要运用一切手段去散。。。
布和延续与其对立的无知……因此，它是独特的唯一的黑暗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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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价值的东西向价格昂贵的东西、不能食用的东西向食物的转变中，人获得了一个灵魂；他变成了不仅仅靠面包生存的动物，变成了具有升华作用的动物。于是，黄金成了人努力升华的最典型的象征物——“世界的灵魂”（本。琼生）。
将低贱物质升华为黄金是炼金术的蠢事，也是炼金术的伪世俗的后嗣——现代资本主义的愚行。
《资本论》中最深刻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对金钱的炼金术式的神秘性和商品的“神秘的”
、“拜物教似的”性质的朦胧预感。“这种社会存在〔体现在金银里〕具有属于另一世界的侧面，具有一种邻接又超出社会财富真正因素的事物、物质、商品的侧面。”
“在有息资本的情况下，资本的自身再生产的特点、价值的自身扩大以及剩余价值，都使其自身包裹上神秘事物的性质。”
商品“被投入到流通的炼金钵里”而“出来就具有货币的形式”。
“流通是巨大的社会炼金钵，每样东西都被投进去，再变成黄金的结晶出来。”
“流通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出货币。”
［７６］弗洛伊德对升华作用的批判则预示了人类幻想飞翔的这段航程的终点、这科炼金术错觉的结局，以及对事物真正价值的发现和价格昂贵之物向无用之物的还原。弗洛伊德在给弗莱斯（Ｆｌｉｅｓ）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几乎无法告诉你我（一个新的弥达斯）把多少东西变成了——粪便。”
［７］
追求升华的内驱力和生产经济剩余物的内驱力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支撑着生产剩余物的内驱力呢？马克思为了解释人的历史性（在他看来也就是技术进步）
，认为人具有这样一种心理－生理结构：为了满足某种需要的行动和制造某种工具来满足某种需要的行动又会激发出新的需要。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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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假设使人永远成为浮士德式的和焦虑不宁的人，因此排除了幸福的可能；它同样排除了出现“富足的经济”的可能。
［７８］
这种阴影笼罩着《资本论》的第三卷。马克思写道：
只要劳动仍处于需要和外部功利的强制之下，自由的王国就没有开始……正像野蛮人必须与自然搏斗以满足他的需要、维持他的生命和生命的再生产一样，文明人在任何社会形式中和在任何可能的生产方式下也不得不这样做。随着他的发展，自然需要的领域扩大了，因为它的需要在增长；但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这些需要也因此而得到满足。
［７９］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主义的强迫性动机是享乐而不是积累财富，那么资本主义的基础就被摧毁了。”
［８０］但是，马克思的心理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或任何经济从积累的动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也不能把人类引向享乐。只有一种享乐的科学能把我们从这种无限扩张的技术进步的噩梦中解救出来。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研究的问题也是劳动分工的问题。再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强烈地谴责过文明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非人性的后果了：［８１］它对于自由是毁灭性的；它造成人的单一才能的发展，却以所有其他才能的牺牲为代价，而把人的才能进行分割就是杀死他；它产生了一种残缺的怪物——工业的病态；智力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而专家个人则变得愚蠢无知。杜克海姆则比较不动感情，他证明了劳动分工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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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寻求幸福的结果而且并不促成个人的幸福；进步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但它与人类幸福毫无关系。
［８２］杜克海姆的论证强调：在人类幸福和需要的明确性质与进步的不明确的目的之间，在幸福的和谐原则与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后果之间，存在着二律相悖关系，而且潜藏于一切之下的是幸福与劳作之间的二律相悖关系。不过马克思又不得不承认劳动分工“为迥然相异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共有”的现象是“自发形成的”和自然的，因而他才有这样沮丧的结论：“某种身体和头脑的残缺甚至是与作为整体的劳动分工不可分割的。”因此，马克思只能希望减轻当代过度的工业病态，而杜克海姆则只能希望对此加以调节。
［８３］
劳动分工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需要的领域中而是从经济剩余的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在非常发达的组织水准上，家家户户才敢于依赖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的生产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马克思在描述古代印第安村社时这样说：“产品的主要部分被指定为村社本身直接使用……只有剩余部分才成为商品。”
［８４］由此决定了原始贸易的核心物品——旧石器时代的琥珀、古代东方的黄金具有剩余物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最早的专家——巫师具有剩余物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宗教性货币上来了。杜克海姆未能把劳动分工与经济剩余联系起来，致使他把劳动分工想象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团结原则；他在自我满足地指出它与个人幸福毫无关系之后，又假设这种抽象的社会团结原则作为一种真正的敌视个人的力量，并不植根于个人的心理中。赫斯科维茨则追随维布伦，采取了另一条思想路线。
［８５］他把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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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分工与经济剩余联系起来，并把经济剩余和声望以及特权联系起来；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把声望和特权与宗教性领域联系起来。这就很容易证明劳动分工作为不断扩展的宗教性－剩余成分的组成部分具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最初文明中的祭司王（ｐｒｉｅｓｔ－ｋｉｎｇ）
，在神圣家庭的复杂组织里达到了高潮。
［８６］
“人并不单靠面包生活。”这对古代的人来说就已是确实的了。古代的人受本能束缚要创造经济剩余物，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也被本能束缚于非享乐、自我抑制和强制性工作中。
由于同样的原因，使经济剩余可能产生的那种心理情结又把经济剩余导向非理性的，即宗教性的目的。这种宗教性情结就是劳动分工之母。我们所以把劳动分工当作合乎理性的东西来接受，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世俗的就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种普遍的错觉；而它实际上是一种魔鬼崇拜。我们不再把剩余献给上帝；现在生产不断扩大的剩余物本身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既然上帝比文明更具有人性，把经济进程从上帝的控制下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