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76章

［１６］利息率被称为“具体化为市场价格的急不可耐的情绪”
；舒姆皮特则说在利息现象中“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成本费用的一个要素”。
［１７］所以，这一问题在希克斯（Ｈｉｃｋｓ）教授的公式里得到了总结：“利息率就是时间的价格。”
［１８］
倘若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其意识中对时间概念的实际变化情况施行压抑的话，他们就无法追寻到“利息率这头古怪野兽”的巢穴。对于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下述两方面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一方面，康德说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图式，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假设人的思维永恒不变地具有这种图式则是错误的。目前对这场讨论的考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现状而言）
，即时间图式的选择取决于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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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文化的需要。
［１９］康德对于时间图式的普遍性的假设与他对人具有普遍理性的假设相关。
认识论上对“理性的人”
（ＨｏB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普遍性的假设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在心理学上对“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普遍性的假设。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念的崩溃，使得当代时间理论陷入了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时间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又与人类需要问题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相联系。而此，要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迈进，这有赖于一种对一般的非理性（特别是对人类需要的非理性）进行探讨的心理学。这样一种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和时间之间，正如在精神分析和金钱之间一样，联系的中介是宗教。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应当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种宗教。这一点没有逃过沃夫（Ｗｈｏｒｆ）
敏锐的眼光，是他使美国人类学家睁开眼睛看到了时间观念的文化相对性，例如霍比（Ｈｏｐｉ）人的时间观念就植根于宗教评价之中。
［１２０］但是根本问题是要看到西方古典的时间观念即牛顿式的时间是一种宗教。它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被它的信奉者们（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内）当作了绝对的客观真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世俗理性主义”的确是一种宗教，而新的相对主义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瓦解。
时间的宗教性质在斯本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提出的阿波罗式时间与浮士德式时间的对立中已经略显轮廓。
［１２１］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出发点是米尔西亚。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
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对立所作的出色的（不过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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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心理学上是混乱的）
阐述。
［１２］古代时间是循环的、周期性的、非历史的；现代时间是渐进的（历史的）
、连续的、不可逆的。伊利亚德证明了古代时间的周期性之基础是一种周期性救赎的宗教；现代渐进时间的基础则是一种在时间终点获得最后救赎的宗教，它起源于希伯莱并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经典性的系统阐述。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世俗理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时间理论，实际上正是基督教基本前提的延伸，只不过减掉了（至关重要的要点）救赎的观念。
［１２３］
如果时间是一种宗教观念，那么它就是精神分析考察的一个适当对象。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０年写道：“由于某些精神分析发现的结果，我们今天得以着手来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然形式这一原理。”
实际上，精神分析关于时间的基本发现产生于对无意识的最初发现中：在无意识中是不存在时间的。
“无意识的思想进程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观念相对应。”
［１２４］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结论：自我和本我达到统一的一个健康的人将不会生存于时间之中。换句话说，无论古代或现代的时间都像金钱一样是患神经症的，并与本能的压抑相关。
［１２５］
在一般压抑状态下，意识不能够抛弃掉时间的面纱，并且只有神秘的意识才能凭直觉推测时间之外存在着什么。精神分析宣称自身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它面临的重重困难可以从弗洛伊德本人处理时间问题的失败反映出来。
他在人生终结时期这样写道：“我一直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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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看法，即我们迄今极少把压抑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用于我们的理论。这个事实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些极其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然而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
［１２６］１９２０年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既然时间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那么它一定衍生于意识系统，“我们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整个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秩序中衍生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知觉系统的运作所固有的某种有节奏的周期性中去推导出时间观念。
［１２７］于是弗洛伊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可是，精神分析对人的探测描绘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领域。时间确实是属于自我的，但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属于为支持和承受压抑所必需的歪曲现实的基本结构。康德视为理性的必然图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压抑的必然图式。时间概念上的文化相对性实际上表明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基本压抑的结构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伊利亚德真正发现的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压抑结构具有意义重大的区别。
如果说时间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那么它应当归入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这一部分的各种组成成分中——诸如超我（良心、负罪感）
、防御机制，以及人格结构。实际上，时间与自我的这一无意识部分的关系已为弗洛伊德所注意到，只不过没有将其联结为一种理论。
早在１９１４年，弗洛伊德就暗示在良心的监视机制和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１２８］在他充分发展了的理论中，超我乃是已丧失的过去的阴影，（由于自居作用）被结合进了人格中去。它“特别代表着文化的过去”
；“它在自身中结合着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影响”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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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在被转入过去的方式的一个例证”。
［１２９］用尼采的话来说，那种对祖先的负债感——它即是负罪心理，并使人滞系于过去以及能够作出承诺——是在童年时期通过与父母的结合和希望成为自己的父亲而形成的。
弗洛伊德也觉察到时间因素——一种“双重历时”结构——存在于他称之为“消除”
（ｕｎｄｏｉｎｇ）的防御机制中，芬尼切尔对其作了如下的定义：“完成某种确定的事，它在事实上或通过魔幻的方式与过去某种也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做过的事情相对立。”
［１３０］芬尼切尔正确地补充说：“赎罪的观念只不过表现了对一种魔幻式消除行为的可能性的信念。”
因此，时间只能是由一种具有负罪心理并探求赎罪的动物构建起来的。
同时，时间也是被称为“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的防御机制的一个要素。孤立是用于保护自我免受其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淹没的一种技巧，它在于将经验分裂为各不相连的碎片；时间间隔被插入其中，结果则使自我可以安全地沉溺于常规惯例，保护它不受本能需求的骚扰。
［１３１］正像露西尔。杜利（ＬｕBｃｉｌｅＤｏｌｅｙ）所指出的，［１３２］这种保护自我抵御本能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人当中特别得到发展；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时间的具体化和偶像化支撑着现代西方生活的抽象特性，保护它免受本能的具体性的影响。可是，通过孤立作用将时间分裂却将时间包裹为一个个单位，可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