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改造》第2章


起初,经验的情绪化了的记录大多都是偶然的、暂时的。引动个人情绪的事件被抓住了,编作寓言,或演为哑戏。有些经验因为是常常反复遇到的,便以为是和整个集体都有关系,于是一般化了。个人所独建的冒险成为该种族的情绪生活的代表和模范。
有些事件关系整个集体的悲欢、忧乐,于是受到特别重视。传说的一种结构由是成立了。故事成为社会的遗产,哑戏的动作成为定规的仪节。这样构成的传说再转而为个人的想像和暗示所遵循的规范。想像的一个永久的结构形成了。了解生活的一个共同方式长成了,个人由教育导入这个方式去。个人的记忆不知不觉地或由一定的社会要求,而同化于集体的记忆或传说,个人的想像融合于社会集体所特有的思想体系。诗歌有了一定的格律声韵。传奇成为社会的规范。演串人情上一桩重要经验的原始戏剧变为祭礼。先前是自由的那些暗示凝为种种教义。
这样的教义更由征服和政治的兼并促成并确立了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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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拘束力。
当政权的领域扩大时,它就有一个明确的动机,来组织和统一那些曾是自由而浮动的种种信仰。除由交际的事实和互相理解的必要而发生的自然调节和同化外,还常常有政治的要求,引导统治者集中各种传说和信仰,以扩张和巩固它的威势和权力。犹太、希腊、罗马以及其他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都记载着,为维持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统一和更广泛的政治权力,对于以前各种地方教仪和教义均曾不断加以改革。我在这里要和诸君一同假定:人类的更博大的天地开辟论和宇宙论,以及更宏远的道德的传统,就是这样发生的。
实际是否如此,我们不必过问,更不必说明。为了我们的目的,只须认定,赋与想像以一般的特性,赋与行为以一般的准则的教义和教仪的确定和组织是在社会影响下发现的,这样的统一是一切哲学构成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就已够了。
这个信仰的观念和原理的组织和一般化虽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仍不是哲学的唯一充分的产生者,还欠缺一个对理论体系和智性证明的动机。这个动机我们可以假设是由下列要求供给的,即体现在传统的法典中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对逐渐长进的实际、积极的知识的调和的要求所供给。因为人断不能完全做暗示和想像的生物。继续生存的要求必须要他们注意世界的现实的事实。环境对于观念的构成实际上所加的约束虽是很小——因为无论怎样荒谬的思想都有人相信——但全然置环境于不顾亦能立致灭亡,就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要求观念有一定最低限度的正确性。
有些东西可以充食品,这些东西在一定的地方可以寻获,水能淹人,火能燃烧,尖端能刺亦能割,重的东西若不支撑着就会下坠,昼夜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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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的往来、晴雨的变动,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诸如此类的寻常事实就是原始人也要留意。
其中有些是极明显而紧要的,几乎没有运用想像的余地。孔德曾说过,一切自然的性质和力量虽都可拟作神,但向未见有一野蛮民族是奉重量为神的。
保存和留传人类观察所得关于自然事实及其因果关系的知识的一个常识的概括的体系逐渐成长起来。这些知识与工业技术和职业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这些活动的能否成功,完全系于材料和工作进程的观察是否正确。
这些活动是连续的、规则的,只靠无常的魔术不能奏效。夸张的、想像的概念和现实的经验比起来,前者自然就被淘汰。
水手比织工迷信更深,因为他的活动多为急变和不可逆料的突发事件所左右。然而水手纵使相信风是不可制驭的神意的表示,而对于风仍不能不熟习若干运使船、帆、橹的纯机械的原理。火可以看做超自然的龙,因为迅疾光怪而残暴的火焰常令人联想到敏捷而危险的巨蟒。然而用火来烹调食物的主妇仍不能不观察通风,拨火和木化成灰种种机械的事实。
金工就热的作用的条件和结果积累的精确知识则更多。
在举行特别仪式的场合,他也许会保守着传统的信念,但在平常日用则大抵摒绝这些观念。他日常用火的时候,只觉得这是因果的实际关系所支配的、千篇一律平淡无味的一种动作。
技术和职业愈发达、愈精细,实证的和检验过的知识愈扩充,所观察的事件则愈复杂,而其范围也愈广。这种技术的知识产生科学所由发源的关于自然的常识。这种知识不但供给实际的事实,而且赋与运用材料和工具的技巧,如不泥守旧例,这种知识就能促进实验的习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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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生活体的道德的习惯、感情的好尚和慰借密切关联的架空的信念,久已与日益增长的实际知识并行。在可能的场合它们交错起来。在其他场合它们抵触不能相入,两者便各自分离如处别室。彼此既然隔绝,它们的抵触性无从发觉,也就没有调和的必要。这两种精神的产物,因为它们的所有者所属社会的阶级有别,往往是截然分开的。宗教的和富于诗意的信念,得到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和功能,保持在和社会的支配者直接联系着的上层阶级手里。工人和工匠是平凡的实际知识的所有者,占着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这种知识为社会所轻蔑,因为社会藐视从事体力劳动的手工业者。如在希腊,虽有雅典人所修得的观察力的犀锐,推理力的超卓,以及思想的自由,但实验法的一般的和系统的应用却迟迟无甚进步,就是基于这个事实,这是无疑义的。
企业中的工匠既然在社会阶级上仅高奴隶一等,因此他们的这种知识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当然也就没有价值和权威了。
然而实际知识终于增长到那样多和那样广,以致与传统的和架空的各种信念,不但在细目上,而且在精神和气质上,也发生了冲突。怎样冲突和为什么冲突,这些琐絮问题不必深究,在西方被称为哲学的那种学问的发源地希腊的所谓诡辩论者的运动中发生的就是这种事情,这是毫无疑义的。诡辩论者因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得了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恶名,这桩事实已足证明这两种信仰的争辩在诡辩论者确是要务,而这个争辩,对于宗教信仰的传统体系和行为道德的训典,又引起一个紊乱的结果。虽然苏格拉底明明是以诚意去谋两方的调和,但因他处置这个问题是本于实际的方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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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它的法则和标准,遂被指为侮慢神明,毒害青年,而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厄运和诡辩论者的恶名可用以暗示传统的情绪化了的信念和平常的实际知识间所存的显著的对比。比较的目的则在于说明:所谓科学的优势在于后者,而社会的尊崇和权威的优势,以及与生活所由而得其奥义者相接近的优势,则在前者。在外形上,环境的特定而明确的知识只限于技术的和有限的范围。它与工艺关系甚大,而工艺者的目的和价值究竟还是很小。工艺不过是末技,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贱业。谁会把造靴的技术和治国的技术等同起来?谁会把医生医治身体的技术和牧师医治灵魂的技术等同起来?柏拉图在他的对话篇里常常这样描写这种对照。靴匠虽能判定靴的好坏,但穿靴是好是坏和什么时候好穿靴,这些比较更重大的问题他却不能判定。医生虽善于诊断健康,但是活着或死了是好是坏,他却不晓得。技术者关于一部分技术问题虽属内行,但关于真正重要的,如对于价值的道德问题,他却无法解决。所以技术者的知识本来就较低,要受一种启示人生极致和目的的较高的知识所支配,这样技术的和机械的知识才得安于其所。并且在柏拉图的著作里,我们也看见他用着适度的戏剧的笔致,在一些特定人物的冲突中,将传统和纯知的新要求的斗争描写得极其生动。保守论者对于用抽象的法则,用科学去教授战术非常惊异。人不独要战斗,而且要为祖国而战斗。抽象的科学不能传授爱和忠义,即从技术方面说,亦不能代替那些从忠于祖国的精神里体验出来的种种战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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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哲学的改造
学习战术的途径在于与已经学得防卫祖国的方法的人相处,吸取他的理想和习惯,简言之,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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