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220章

个材料，说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可以搞到三十亿美元。是不是很容易搞？恐怕也不容易。其他资源，像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补偿贸易（注「补偿贸易是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用投产后的产品或其他商品分期清偿贷款的一种贸易方式。——第254页。」）、合作生产、加工订货都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注「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第255、286、366页。」）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开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是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始由十二人组成，后来增加到十三人，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一九七九年三月开始工作。一九八○年三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后撤销。——第254、256页。」），一共有十二个人，除王震（注「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256页。」）同志以外都到了。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我先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除富春（注「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130、256页。」）同志过世以外，差不多今天都到了。最年轻的六十二岁，大一点的七十以上，我今年七十五岁。三十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为什么说要协力同心呢？都是共产党员，协力还不同心吗？因为财经工作问题很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等，多种多样的问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看法。怎么处理法，意见会有不同，但不过是意见不同罢了。我看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我记得还是在财贸办（注「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见本书注＇24＇。——第214、256页。」）的时期，有一回争论要不要提高农产品比价，有一个同志叫王学明（注「王学明（一九一六——一九七八），黑龙江双城人。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256页。」），他是主张提价的，辩论了三天，结果他承认失败了。我看采取这种辩论的办法好。辩论总可以搞清楚一些问题，经过比较，就可以看出哪一种意见好，取得一致看法。没有比较，不好。
第二点，调整，搞四个现代化。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第三点，要参加四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鉴于过去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会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为以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第257页。」）。这次工作会议，我估计问题很多，一个星期开得完吗？各部有各部的意见，地方有地方的意见，要发扬经济民主，让大家讲，听就是了。我看有很多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至少要理出几个重要的问题来。比如，两千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回调整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注「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针对“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一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后来简称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个方针。从此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通过采取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稳定市场等重大措施，到一九六五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工农业生产和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第207、251、257页。」）不一样，那时可以下放人员，这次不能下放。在农场劳动的知识青年，有的地方一个月三十二元、四十四元，比农民高得多了。他们都要回城市，回父母身边，大体上办不到，要说服教育。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要不要讨论民主和法制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一个外国人说，中国的“民主墙”（注「“民主墙”指当时人们在街头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首先采取措施进行限制。随后，按照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即取消原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禁止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第257页。」）问题是次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现在有些农民还吃不饱饭，再过一二十年，若还是这个样子，那时支部书记会带领农民进城要饭吃。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中央工作会议可能要争论一些问题。安排两千万人就业，增加城市人口居住面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等等，这些属于还欠帐。城市建设经费过去是百分之一点五，后来不到百分之一。
第四点，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注「“八宝山”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258、271页。」）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第五点，要注意粮食。过去，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