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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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北京的饭局上，经常是几个人就不说话了，耳闻滴滴答答的按键声，好像在发电报。那是“王小山”们在发微博。席间，张玮玮说：“刚才出去买烟，看见一有军衔的军人，买了两盒杜蕾斯。”我傻乎乎地问：“杜蕾斯这烟好抽吗？”满座大笑，进而沉寂下来，周围全是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大家都在抢发微博。
终于某天，我也上线了。刚开始只用手机发，并很洁身自好地跟别人说，我不看评论，这样就不会对微博上瘾。后来电脑的技术环节解决了，一下子就下了微博的海。每天转发、评论，关注自己的粉丝增加了多少。当然我打字的水平很差，经常打错别字。比方第一条，“我也危博了”，那时我就预感到微博的危险。我的微博转发率最高的是柴静进公园的那条，有两千多次转发。
左小还经常向我传授“秘诀”，说上午十点是黄金时间。所以有时半夜我睡醒想到一个段子，手痒得都睡不着觉，但还是憋着，等到上午十点，迫不及待地发上去。瘾就这样越来越大，看谁都像微博的素材。耳朵像个雷达一样，搜索周围有趣的对话。但是喝醉了不能发微博。“十三月”的老总卢中强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喝酒前，把手机、电池、卡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喝，过一会儿，老卢喝多了，开始跟别人在微博上对骂，进而发展到拿起手机，说咱们打一架，你约个地儿。第二天早上，我看他的微博写道：一个早上醒来买烟删微博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
当然，左小说得还是对。我们现在的演出消息，只要在微博上一发，省了印海报和宣传单，又轻便又环保。我每天都会转发一些微博，无论是在巡演的路上，还是在家里。我想，说话或者愿望，同样是一种能够改变现实的行动。
矜持的狂欢
2010年音乐节如井喷般大范围地爆发起来，我身边的一些小有名气的歌手，忙的时候，都是打着飞机满中国地赶场子。大家私下里认为音乐人的春天到来了。
等2011年，春天来了的时候，音乐节却大多销声匿迹了。
中国的音乐节，基本不能完全靠门票收回成本，更不用说赚钱了。2010年的泡沫，催发的源泉是地方政府开发旅游资源，或者房地产商炒地皮，音乐节不过是个廉价的大广告牌。但树了一年，效应不大，源泉也就没兴趣了。
这样短期的商业行为运作常常不够专业，往往是花钱很多，看的人寥寥无几。像2010年我参加的广州某音乐节，场地里，警察比观众还多，一小撮文艺青年们在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的包围中，战战兢兢地小声欢呼着，更像是某监狱的慰问演出。张北县办的草原音乐节，宣传画上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等到了现场，就是个寸草不生的戈壁滩音乐节。所以，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会长久。到了2011年，繁华褪尽，还是那几个老牌的有成熟运作团队的音乐节坚持了下来。
“摩登”和“迷笛”，一山二虎。迷笛音乐节资格老，2011年已经是第十三届了。迷笛学校，当年就是中国地下音乐的黄埔军校，前几届，都是免票的狂欢，给歌迷留下了乌托邦般美好的回忆。可这种完全拒绝商业的浪漫无法持久。摩登天空，作为一个拥有众多签约艺人的唱片公司，异军突起。先是共同瓜分北京市场，紧接着凭借自己的商业运作，“摩登”不断扩张，2011年，“迷笛”已经退守到北京偏远的门头沟去了。据我的经验，“摩登”给演出艺人的报酬更丰厚，而且敢花钱请大牌。2007年，我、李志、小娟等人参加“迷笛”，演出费几百元，那时已经开始售票了。而第二年，“摩登”给我开的价涨了十倍，且演出环境也不赖。
“迷笛”战略转移，到镇江发展，“摩登”也勇渡长江，2011年，在周庄、苏州也开了分会场。这种良性的竞争，对于看演出的观众是好的，对于参演的艺人也很有利。
其实，除了这两虎相争，还有杭州的西湖音乐节、上海的爵士音乐节、成都“热波”音乐节等，都是潜力很大的各方诸侯。杭州的演出环境好得无处可比，且当地的媒体大力推动，城市有钱，¨wén　rén　shū　wū¨文艺青年海量。我参加过第一届西湖音乐节，吹着西湖上的风，唱《南屏晚钟》，很天人合一的。上海一直很洋派，爵士乐受众群体广阔，爵士音乐节应该有越来越牢固的市场，而且上海是最讲商业规则的城市，看演出的消费能力最大，足可以养活一个长寿的好音乐节。成都有它相对独立的巴蜀文化，有地方自豪感，当地人也呼唤属于自己本土的狂欢。还有“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民谣在路上”，这是个流动的音乐节。它胜在有自己不变的理念，有“榕树下”的资助，2010年大篷车一样地南北流窜，演了十多场，很吉卜赛、很浪漫。他们瞄准音乐厅、剧院，在谋求更强大的中产阶级市场。
以上这些音乐节是“摩登”、“迷笛”之外的另一方天地。一方水土养一方的音乐节。它们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它们的壮大，使音乐人能有更多的选择，也使得观众不用总是朝圣一样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看演出。
度过了2010年井喷式音乐节盛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音乐节、音乐人、消费者将要共同成长，任何环节有所缺漏，都狂欢不起来。观众买票，要求演出阵容强大，主办方没钱，难为无米之炊，音乐人争取舞台机会，又不能开价太低。三角恋爱啊，大家相互扶持吧，我们需要赚钱过日子，也需要偶尔地忘我一回。愿唱歌的人、买票的人、赚钱或者赔钱的人，都能在音乐中得到快乐。
曾经很蓝调
在中国，十个搞摇滚的，九个是弹吉他的；十个弹吉他的，有九个曾经迷信过布鲁斯音乐。有一段时期，我们理解的即兴音乐，就是坐在那儿弹一些掺杂着降咪、降西的音阶套路，仰着头，闭着眼作陶醉状。
记得在圆明园，有一回，我跟几个吉他手一起“布鲁斯”。一曲弹罢，座中一小姑娘夸奖我们：“你们的这段布鲁斯真精彩，能不能再来段蓝调？”弄得几个吉他手当场就傻掉。其实真正的布鲁斯时代早已远去，就像诗歌属于唐朝，而词属于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位盲人布鲁斯音乐家莱蒙·杰佛逊*（Blind　Lemon　Jefferson），他每天晚上去芝加哥的小酒吧表演，挣来的钱就拿去喝酒，还喜欢朋友们开车带他满芝加哥地兜风。有一次他喝多了，风雪中回家，迷了路，冻死在街头，手和吉他粘连在一起，无法分开。布鲁斯属于又穷又颓的人，一个好心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独自哭了，这就是布鲁斯。在中国的老上海，也曾经有布鲁斯的土壤。你听现在的老黑胶唱片，白光的歌，“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那种又妖艳又哀婉的老女人。白光虽然很少原创，但她唱出了真正布鲁斯的感觉。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布鲁斯只是一种模仿秀而已。我们也颓废，但没有供普通人低成本喝醉的小酒馆、小酒吧。像我在汉堡去的酒吧，里面还有很多大爷大妈，消费很低，而在中国，酒吧只是被作为猎艳的昂贵陷阱。像我们这些唱酒吧的人，工作之外，也根本不会去那儿娱乐。
但中国太大了，也有例外。比方说，在民谣界圈内排行榜上，大哥级的人物赵已然，又称赵老大，堪称当代最蓝调的人。他保留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浪漫颓废的传统，而且至今很穷。他在舞台上叼着一根烟，拿着一瓶酒，唱邓丽君、唱《再回首》，感觉就是一个男白光重新回来。赵老大的《站台》，那是真正贾樟柯的“站台”。他的口头语就是“我老啦，唱不动了”，但他会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向一个高音冲锋，就差一点儿，然后雪崩一样颓下去。
真正的蓝调是一种自我燃烧、自我摧毁。就像浪漫主义者本身，也是自掘陷阱者，所以布鲁斯不在三里屯，也不在衡山路。它需要贫穷、浪漫、才气，以及小小的自暴自弃，一个破罐子摔出来的声音。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无论怎么著名，在音乐上也无法超越那个冻死在芝加哥街头的、黑暗的盲人音乐家。
江南梅雨愁煞人
前一阵，住绍兴，日日大晴天，问当地人：“江南梅雨季节哪去了？”答曰：“今年乱了，取消了。”心中暗自庆幸。
但要来的总会来，端午节后，雨开始了，不舍昼夜。楼下的东西长出了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