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与神话学》第22章

世界意义同区分了而又有联系的意义教诲—一致起来。　这就是把多重理解同理解基督的神秘等同起来。在《圣经》的四种意义中，中世纪为道德意义让了路，这标志着比喻意义应该用到我们自身及我们的伦理上了。　所谓“道德意义”
标志着：解释学已远远超出了狭隘意义上的注经。解释学是“本文”镜子中的人生释义。　虽说比喻的功能就是要彰显文字中陈旧因素内的新意，而这一新意倘若不日日更新就会消失，就会不再是新的此时此地。　实际上，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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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根本不是从《圣经》中汲取伦理——把历史道德化，而是保证基督事件同人的精神的一致。　这是将精神意义进行内化并使它实现的问题。如圣伯纳德③说，是表明基督事件已扩展到今天，甚至扩展到我们。　因此，道德意义的真实功能出自比喻之后。讽喻意义同我们的生存的一致性是很准确的。这是按照生存同基督之间的一致性来解释我们生存的问题。　我们仍然可以谈论解释问题，原因是一方面，《圣经》文本中存在的神秘性在我们的经验中已彰显，其真际性已在这里得到证实，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耶稣的话的镜子里了解我们自己。“本文”同镜子之间的关系是阐释学的基本点。这就是基督教解释学的第二维度。直到现代，直到基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世俗科学的批评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整体中，基督教解释学问题的第三个根源才为人们充分认识和理解。　下面我们再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解释学问题如此古老又如此具有现代性？
实际上我们问题的第三个根源同称为基督教的解释学情境本身有关，即是说，它与基督教福音宣讲的原始构成有关。　事实上，我们必须返回到福音书的见证本质上来。　福音宣讲并非一开始就是“本文”的解释，它是一个人的宣告。　在这个意义上，上帝的话，并不是《圣经》，而是耶稣基督。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断地从如下事实中出现：这一福音宣讲本身在见证中，在各种故事里表现出来，而且很快在包含着初代教会的信仰确认的各“本文”中表现出来。　这些“本文”隐藏着阐释的第一个层面。我们自己也不再是目击过的那些证人了。我们是见证的聆听者：靠倾听而信（ｆｉｄｅｓ
ｅｘ
ａｕｄｉｔｕ）。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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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尔特曼９０１
我们只有通过聆听或者通过对自身已是一种解释的“本文”
来解释才可以相信。　简而言之，我们同旧约全书的关系，以及同新约全书本身的关系，才是解释学关系。这一解释学情境同别的两种解释学情境一样源远流长，原因是福音书从第二代时期就是以撰述和新的文字、新的《圣经》形式来表示——这些后来汇集到一起并置于正典之中的附加在旧约之上。　这一正典即“《圣经》的正典”。因此，我们现代解释学问题的来源为：福音宣讲也是一种圣约。　肯定地讲——我们上面谈过——这是新的，而且是一种《圣经》，即一种新的圣约。　这样，新约全书也必须予以解释。　这不仅仅是有关旧约全书的解释，不仅仅是从整体上对人生和现实的释义，而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待阐释的本文。但是，解释学问题的第三个根源即解释学情境本身，却不知为什么让基督教解释学的另外两个功能遮掩住了。　只要新约全书起着解释旧约全书的作用，人们就会把新约全书当作绝对标准。　只要新约全书的字面意义起着无可争议的基础作用（所有别的层面的意义——比喻的、道德的、寓意解经的——都构筑在这一基础上）
，它就总是一种绝对标准。然而，事实是字面意义本身也是有待理解的本文和有待解释的文字。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发现吧。　乍一看，这似乎可能是我们的当代的产物，即它是只有最近才可能发现的东西。　由于以后将要提到的原因，这一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这些原因本身使我们归之于基本结构。尽管人们是最近才发现了它，但它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　从表达了重要科目——语言学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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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对《圣经》本文的激烈反应的意义上说，这一发现是我们的现代性的产物。　人们一旦把整个《圣经》当作《伊里亚德》或苏格拉底前的哲学看待，文字就解除了神圣性，人们使《圣经》显得像人类的话语一样。　同样，人类的话语同上帝的话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新约全书与《圣经》的其余部分之间，甚至也不是建立在新约全书与文化的其余部分之间，而是建立在新约全书的中心。　原因是：信仰者以及新约全书本身掩盖了需要解释的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两方面，一方是当作上帝的话来理解并视为可承纳的内容，另一方是当作人类的话语来聆听的内容。这一深刻见解是科学精神的产物，而它在这个意义上是最新的成果。　但是，如上思考使我们在福音书的最初阐释情境中发现了这个新发现的古代原因。　我们已谈过，这一情境是福音书本身已成为一个本文、一种文字。　作为本文，它从所宣讲的事件中表达了一种差异及一种距离——无论它多么微小。　这一距离一直在随时间而增长——它就是把第一个见证同听到见证的整个一批人区别开来的东西。　我们的现代性只意味着：我在文化中心所占据的地方同第一个见证人的原有地点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这一距离不仅仅是空间性的，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时间性的。　但是，这一距离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就是聆听者同事件见证人之间的最初距离。这样，二十世纪的人置身在另一个科学文化和历史文化中，不知什么原因而形成的偶然的距离便揭示了因其太短，故一直隐蔽着的最初距离——当初它由原始信仰本身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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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布尔特曼１１
这一距离目前已变得更为明显，自出现形式历史学派的著作以来，尤其如此。　这一学派使我们认识到如下事实：新约全书中所积累的见证不仅仅是单一的见证，人们也可以说，不仅仅是自由的见证；这些见证已置身于一个信仰的社群，处于对见证的崇拜之中，处于对见证的布道之中，以及对它信仰的表达之中。　对《圣经》作解释就是对罗马教会社群的见证作解释，我们通过承认对它的信仰这一途径，而同它的信仰的目标形成关系。　这样，通过理解它的见证，我在它的见证中同等地接受了被称为召唤、福音宣讲及“福音”的东西。我希望这一思考业已表明：解释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有着对希腊或拉丁教父、中世纪或甚至对宗教改革者都未曾有过的意义。　这一意义就是：“解释学”这一术语的发展本身表明了解释学的“现代”意义。　解释学的现代意义在福音书开篇伊始处就存在了，它只不过是隐蔽起来的解释学情境的发现和显示而已。　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解释学的两种古代形式对掩蔽基督教解释学情境中激进的东西有所贡献——对这一课题进行辩护并非前后矛盾。我们的现代性的意义及功能是：通过把我们的文化同古代文化分隔开来的距离，把从一开始就在解释学情境中表现为有独特性的非同寻常的东西揭示开来。
二。 解神话
依我看来，解释学问题在其第三个形式中包含着布尔特曼称之为“解神话”或“解除神话”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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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释学问题一直为人正确理解，那么，不把与布尔特曼有关系的两个问题分隔开来便十分重要！由于某种意义上是它们构成了同一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因此，孤立地对待它们就是错误的。　第一个问题是解神话，第二个问题我们称之为阐释循环。乍一看，解神话是一个纯否定的事业，它由逐渐意识到的包裹宣讲福音的神话式外衣组成。这一福音宣讲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上帝的国已经决定性地临近了。”这样，我们就渐渐注意到，是以宇宙的神话象征来表达“主的到来”
，宇宙即由一个山峰、一个深渊、一个天、一个地，以及从上苍来到下界又从下界返回上苍的天国居民所构成。　很简单，抛掉神话外衣就意味着发现如下距离：它把我们的文化及其概念工具从表达福音的文化中分离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神话直接切割到文字本身。　它由解释学的新用法构成，其中阐释学已不再是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