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基督与神话学》第32章

Q　N “语言乃是存在的澄明与遮蔽的到达”。
R　D 因为，存在在其显现时要求注意自身、要求思想、要求回答。　因此，当语言与存在的显示等同起来时，说话的可以说是语言而不是人：“语言说话”。
R　E 语言自身说话，乃是人之所以有可能述说某个东西的条件，乃是人的本真语言之所以可能的条件。　恰如人的特殊本质被卷入了存在的显露一样，语言也完全把人带入了它的事件之中，因此，他通过自身的言说而使存在的沉寂发出声音。　语言需要人来充当它的扬声器，从而使用人。　R　F语言被理解为行动，道路。　R　G 当人们折回脚步时，这条道路能够被见到。　事物在其意蕴中出场，在其小“世界”中在场。　诗歌正是以这种方式“召唤”事物。　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诗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存在者的历史意蕴。　诗人所召唤的世界事实上乃是被存在着的事物本身召唤到诗人那里的。　诗人谛听事物的存在是存在显露自身时所触动的沉寂颤音。　事物言说其世界。　诗人之应答仅仅是把事物本身不得不述说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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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声言语（感觉迟钝者也可听到）。因此，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应答”
，也具有思的负荷着命运的特点。　源初思维即存在本身，亦即我们的语言要与之契致的存在。　语言从存在到人类语词的这条道路乃是思与存在借以产生的真正维度。依照对语言的这种独特理解，海德格尔对语言表说（ｌｉｎB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研究可以得到理解。海德格尔对词源学的兴趣，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复活古代用法，不在于从语文学上准确地陈述各种术语在某个确定时期的用法（如前苏格拉底时期ａ—ｌｅｔｈｅｉａ这个术语的用法）。
“问题倒是，依据语词的早期意义及其转变，捕捉语词言及的实在领域，反思这一领域，即把这个领域当作语词所命名的主题在其中运行的领域。语词仅以这种方式言说。通过与意义相联系的这一方式，主题把自身显示在思与诗的整个历史之中。”
R　H 诗人正是以此方式极大地启发了海德格尔，因为，诗人把他领入了一直为形而上学一科学传统所关闭的领域，即把他领入了他力求入乎其中的领域。海德格尔不对诗歌作历史的、批判的理解，而是就主题问题与诗歌展开对话（诗歌使他能够接触到主题）。
因此，诗人的语词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而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使我们意识到了主题，而且这一主题要求我们给予回答。　关键问题不是解释者是否把自身局限于注释从而排斥随意解释，而是解释者是否成功地步入了从主题派生而来的、诗人的语词之运动中。　关键问题是，他是否听到了诗人的语词所回答过的存在的召唤，即是否足够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召唤，从而应答这一召唤。　理解某个本文就在于通过人的语言倾听那种言语不得不述说的，即倾听存在的显现：存在曾经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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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种语言，而且通过那种语言仍然在呼唤着我们。海德格尔之所以如此关心语言，他把原因归于传统上称之为“解释学”的神学学科。“通过对神学的研究，我了解了‘解释学’这一名称。　那时我最感困惑的是《圣经》语言与神学反思性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是这同一关系即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希望这么表述的话——完全困惑着我，使我无法理解。　因此，我走了许多弯路，误信了某些理论，最终还是枉费心机，不得要领，……若没有这一神学根源，我永不会踏上思想之路。　但是，根源仍然总是将来”。
R　I后期海德格尔在这里似乎强调某种与《存在与时间》不同的立场，但又声称这一立场与他原来的意图是一致的。　在《存在与时间》之中，“解释学”是依照“此在的存在的解释”
、“生存的生存论状态的分析”来研究存在的。　R　K 于是，海德格尔思想转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含义上的解释学消失了，海德格尔承认“解释学”这个术语也已经消失了。　R　L 然而，正是在同一上下文中，“解释学”
这个术语与语言联系起来了，从而得到了新生。“‘解释学的’这一说法派生于希腊语动词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ｅｉｎ。
这个动词与名词性的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ｓ有关。借助于思想游戏（这种思想游戏较之严谨的科学更为严密）
，人们可以把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ｓ与赫耳墨斯（Ｈｅｒｍｅｓ）这位神祇的名字联系起来。　赫耳墨斯是诸神通信使，他捎带命运的消息。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ｅｊｎ即是捎带消息的描述。　之所以说捎带命运的消息的描述，是因为猫述本身也能够倾听某个消息。　这种描述成了对诗人业已述说者的讲解——根据柏拉图的对话《爱奥篇》（５３４ｅ）中苏格拉底的说法，诗人是‘诸神的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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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切可以看出，解释学的东西显然主要不是指对消息的讲解，从根本上来说，它指的是捎带消息。“
R　M 如果说早期与后期海德格尔的解释学都与解释存在有关，那么后期海德格尔的解释所依照的是语言之路，而非此在的结构。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本体论差别向人提出了要求，人通过其语言的回答而契合这一要求。解释学与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解之间的这种新的相互关系，为上帝的语言与人的理解之间新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在本世纪上半叶巴特主义者趋向于强调前者，而布尔特曼主义者趋向于强调后者，那么，以双方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某种新神学的可能性似乎是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在埃贝林（Ｇ。Ｅｂｅｌｉｎｇ）的论文《上帝的语词与解释学》R　N 中得到了纲领性的陈述。　这篇论文为《新解释学》这部书提供了出发点（《新解释学》和《后期海德格尔与神学》是姐妹篇，同属于本系列丛书《神学新领域》）。
尽管奥特的《思想与存在》脱稿于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出版之前，但他接触了其中论语言的部分原稿。　自从《思想与存在》问世以来，海德格尔致力于讨论新解释学。　有关的论文是１９６０年的《作为现代神学基本问题的语言与理解》S　D（这篇论文从未发表过）。
“解释学问题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理解？某个确定的本文如何能被理解？语言问题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语言的本质？某个确定的本文如何向我们言说？然而这两个问题殊途同归，实际上它们最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奥特从这一相互关系推绎出了这个论点，即，神学本质上是解释学：“神学本质上即在于不断地努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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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布道中的空谈，通过本真理解不断地努力展示主题，或发现通达主题的恒新道路。然而，这一努力的方向是双重的：一方面针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另一方面针对福音在目前的可理解性。“
这个论点引出了如下陈述：解释学基本上是“转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其意思是把主题从当时传送到现在，正如过去的语言事件今天在我们的语言中言说一样。　在此我们又不得不涉及到词源学反思：希腊动词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ｅｉｎ的含义是“使……得到理解”。
基于这一主干意义，这个动词在用法上有三个特定的且相互关联的含义：说、解释、转译。　S　E 后两个含义（说与理解）暗示语言问题与解释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使某物被理解这个宽泛的意义上，语言问题与解释问题都是“解释学的”。同样，后两种含义（解释与转译）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注经（ｅｘｅｇｅｓｉｓ）与转译之间的相互关联。　但是在这一点上，德语用法的独特性被派上了用场。“转译”的德语词是ｕAｂｅｒｓｅｔｚｅｎ，这个词在现代用法中仍然保留了在英语中也许比较罕见的一个含义。　从河的一边乘船到另一边是ｕAｂｅｒｓｅｔｚｅｎ０——恰如基督教传说中所说的圣徒能够“转”
入到彼岸，而他的肉身能够“转”入到如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尘世的相应处一样。　在德语的讨论中，这一用法旨在指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