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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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黄锡麟回忆起来，仍然显得很激动：“走到距离钓鱼岛6海里到0。4海里这段的时候，双方的对峙最为激烈。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冲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厅的船要撞我们，我们中国台湾的巡海舰马上冲过去，把他们顶回去。这种动作连续好几次。日本的船还在我们前面蛇形行驶，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驶的时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讲：‘小心，小心，抓紧栏杆，快蹲下来。他们又要造浪啦。’”
“喷水的时候有喷到我们，但是离我们还比较远，不造成多少危险。如果近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喷我们，我们的海军也喷他们。两边互喷。距离最近的时候，两艘船距离不到两公尺。”
2年前，5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时候，起航的港口一直是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港，目的地一直是钓鱼岛，带队的一直是黄锡麟，保钓船一直是“全家福”号，船长一直是跟黄锡麟合作保钓十几年的老朋友游明川。
作为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与同伴们的2008年“保钓”之行虽仍惊心动魄，但较之以往，这一回因有中国台湾的护航舰保驾，保钓船没有落单无援而沦为日方船舰“老鹰抓小鸡”的冲撞欺负。但并非每次都这么幸运。
黄锡麟想起两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他和已去世的保钓英雄“赵老爹”赵德申携手并肩的最后一次保钓行动。那本是一次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在内50艘保钓船的大规模行动，却因陈水扁当局层层阻碍，最终只剩下了5人1船孤军奋战。
保钓联盟中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已经寥寥无几，众多20世纪70年代擎起保钓大旗的老将也都年事已高，“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愿意接手干？”黄锡麟说。还好，有“老保钓”一直解囊相助。“他们年纪大了没办法出海，就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2008年那一次，黄锡麟后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绕钓鱼岛的时候我们的船离钓鱼岛约0。4海里。很近，岛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会搁浅了。要登岛，只有一块可行的海滩，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边，我们不敢贸然下去。我们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抓。虽然我们中国台湾这边有已经待命在那里的外援部队，万一我们人被抓走的话，他们马上会追上去解救我们，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我们这次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们的主权而已，我们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2008年6月16日清晨6点40分，“全家福”号完成绕岛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除了政府方面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严正声明外，民间保钓运动也一直未间断，从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到港台民众，再到两岸三地民众同时参与，从197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41年历史。
1970年底，一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
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
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登岛七人之一的张立昆，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
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中国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201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