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02章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奇*书*网。整*理*提*供）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
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
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第九章　接受改造（1955…1959）
一、怎样做人？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在也咧开嘴，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恭喜，老溥！”
检举认罪结束后，不但在院中休息时不禁止交谈，而且白天监房不上锁，偶尔也有人串房门，因此这个喜讯很快地传到了别的组，一所里全知道了。到了休息时间，院子里还有人在议论。我这时想起了我的侄子们和大李，从检举认罪以来总不爱答理我，这个消息必定也会让他们高兴，可以用这个题目找他们叙叙。我听到了小固唱歌的声音——这个最活跃的小伙子，跟看守员和卫兵们已学了不少的歌曲，现在正唱着《二小放牛郎》这支歌。我顺着声音，在操场角上的一棵大树旁找到了他和小秀。可是不等我走到跟前，他们已离开了那地方。
四月间，所方让我们一所按照七所日本战犯那样选举出了学委会。学委会是在所方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的组织。学习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的情况，由它负责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并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委员五名，由选举产生，经所方认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员分工管学习、生活、体育和文娱。各组的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跟它的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每天联系一次，汇报情况。这个组织的成立，让犯人们感到很兴奋，觉得这是所方对我们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证明，有些人从这上面更意识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组织对我们的改造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却跟别人不一样。这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我的家族，他们是在检举时对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无地自容的人：一个是老万，担任主委；一个是小瑞，担任生活委员。
学委会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修一座运动场。我们原先用的运动场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块地方，做我们一所的运动场。生活委员小瑞负责组织了这次劳动。第一次上工，我就挨了他一顿当众申斥。在站队点名时，我忘了是为了什么琐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别人后头。我边系着衣扣，边向队伍这里跑着，忽然听见了一声喊：“溥仪！”
“来了来了！”我答应着，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迟到，这么多的人只等你一个，一点都不自觉！”他板着脸，大声地向我申斥，“看你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扣子是怎么扣的？”
我低头看了一下，原来扣子都扣错了眼儿。这时全队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我，我的手指哆嗦得连扣子都摸不准了。
我甚至担心过，生活检讨会的记录到了他们手里，会给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注解。这时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已经很少有从前那种不是吵嚷一气，就是彼此恭维一番的情形了，比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采取了较为认真的态度。其原因，一则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负担，或者是对改造有了些认识，因而出现了积极性，另则是像过去那种隔靴搔痒的发言，到了学委会那里首先过不了关。我这时对生活检讨会感到的变化，是别人对我发言完全没有了顾忌，特别是由于新编进这组来的伙伴中，有一个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当了生活组长。人们批评起我的缺点来，经他一介绍、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说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绍，加上同组人提出的事实材料，再经学委会里老万和小瑞的注解，我还像个人吗？
我从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有时自怨自艾，把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时则怨天尤人，怨命运，怨别人成心跟我过不去，最早的时候，则怨共产党，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现在我虽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对共产党和政府，对所方，却越来越怨不上了。在检举认罪期间，我看完别人给我写的检举材料，知道我一切不愿人知道的全露出来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