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21章

路，看到过停在这里的“红旗”牌和“东风”牌小轿车。我知道了人民大会堂的巨大工程，是在十个月之内完工的，知道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宾在这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今天，我来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地方。
在我面前，巍峨的天安门是祖国从苦难到幸福的历史见证，也是旧溥仪变成新溥仪的见证。在我左面，是庄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祖国大家庭的重大家务在那里做出决定，其中也有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决定。在我右面是革命博物馆，在我后面矗立着革命英雄纪念碑，它们告诉人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多少英雄烈士进行了什么样的艰巨斗争，才给我们争得了今天的果实，而我也成了其中的一个分享者！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平生第一次满怀自由、安全、幸福和自豪地散着步。
我和五妹、俭六弟缓步西行。走到白身蓝顶的民族文化宫的时候，五妹关心地说：“大哥累不累？这是头一回走这么多路吧？”我说：“不累，正因为是头一回，特别不累。”
“头一回”这三个字充满了刚开始的新生活中。“头一回”是很不方便的，但我只觉得兴奋，并不因此有什么不安。
我头一回到理发店去理发——严格地说，这是第二次，因为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中原公司理过一次，但是这一次在理发店遇到的事还是头一回。我一坐上座位，就发现了在哈尔滨百货店里看到过的叫不出名称的东西。我问理发员，旁位上呜呜响的是什么，他说：“吹风。”我问：“先吹风还是先理发？”他一听，怔住了：“你没理过发吗？”他还以为我开玩笑哩！后来弄明白了，我们都不禁大笑起来。等到我头上也响起了那呜呜之声时，我心里更乐了。
我头一回坐公共汽车，给俭六弟造成了一场虚惊。我排队上车，看到人们让老人小孩先上，我也把身旁一位妇女让了上去，却不知这是位售票员。她看我不上，就跨上了车，车门随着关上，车子也开走了。过了一会儿，俭六弟从下一站下了车跑来，我们俩离着还老远就彼此相对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我信心十足地对他说：“不用担心，决出不了事！”在这样多人的关怀下，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就在这天上午，我从三妹家附近一个商店里，刚找回来昨天丢在那里的一个皮夹子。难道我这个人还会丢了吗？
北京市民政局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北京，熟悉生活，组织了特赦后住北京的一些人，包括从前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我们看了一些新建的工厂。扩建的各种公用事业以及城市的人民公社等单位，历时约两个月。最后，经同伴们的请求，游了故宫，由我临时充当了一次解说员。
令我惊异的是，我临离开故宫时的那副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都油缮得焕然一新，连门帘、窗帘以及床慢、褥垫、桌围等等都是新的。打听了之后才知道，这都是故宫的自设工厂仿照原样重新织造的。故宫的玉器、瓷器、字画等等古文物，历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监守自盗，残剩下来的是很少了，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
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年三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开始了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生活。这是我走上为人民服务岗位前的准备阶段。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在温室里学习下种、育苗、移植等等工作。其余的半天有时学习，有时进行这本书的写作。
我在前半生中，不知“家”为何物。在抚顺的最后几年里，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到了植物园不久，我觉得又有了第二个“家”。我处在自上而下互助友爱的气氛中。有一次我从外面游逛之后回来，发现那只表不见了，不免十分惋惜，觉得在这么长的路线上，无法去寻找，只好作罢。同屋的总务员老刘知道了这件事，他本来正该休息，连休息也忘了，问清了我游逛的路线，立刻就出去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休息着的人都去找表，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后来老刘从四季青人民公社一个大队的食堂前找到了它，非常高兴地拿了回来。这时，我觉得我接过来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颗火热的心。
这年的夏季，植物园里建立了民兵，每天进行操练。我报名参加，别人都说我年岁超过了标准。我说：“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我也应当站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后来人们被我说服了，我参加了操练，当上了一名超龄民兵。
我站在植物园的民兵排里，心里想着我们的队伍有多大。这里是几十个人，但整个民兵队伍却是若干若干万。我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列入那个像洪流的队伍中，在天安门前经过呢？
这个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我参加了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百万人游行的队伍。这不仅是一百万，而是全世界参加共同斗争的千百万人的一部分。我们高声呼着口号，走过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刻着我们的心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从此我开始了社会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我感觉到自己同全国人民，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连在一起了。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间起，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地上的主人。从这块土地上伸向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手，是一只巨大的可靠的手。
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结束了准备阶段，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正式岗位，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职务。我做了一名文史工作者。
我参加的这部分工作是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我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遇到我所熟悉的名字，有时还遇到与我的往事牵连着的历史事件。资料的作者大多是历史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来说，我和他们都是见证人。我从丰富的资料中，从我的工作中，更清楚地看出时代的变化。那些被历史所抛弃的人物——叶赫那拉氏（慈禧）、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等在当时似乎是不可一世的，被他们宰割压榨的人民似乎是无能为力的。像胡适之流的文人们曾为他们捧场，遗老、遗少们曾把复辟幻想寄托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更自吹为强大，认为他们背后的列强是永远可恃的依靠。但是，他们都是纸老虎，终于被历史烧掉了。历史，这就是人民。“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的经验使我接受了这项真理，我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了这项真理。我还要通过我的工作和我的见证人的身份，向人民宣扬这项真理。
我在工作之余，继续写我的前半生。
为了写作，我看了不少资料。我的工作单位给了我种种便利，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许多外界朋友的热情帮助下看到了许多图书、档案部门的宝贵材料，得到了许多专门调查材料。有的材料是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从珍贵的原件中一字一字抄下来的，有的材料是出版界的同志给我到远地调查核实的，有的材料是几位老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目击认真回忆记录下来的。有不少难得的资料则是档案、图书部门提供的。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的同志特意为我设法寻找，以及专门汇集的。我受到这样多的关怀和支援很感不安。其实，这在我们的国家里，早已是平常的现象了。
在我们的国家里，只要做的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是宣扬真理，就会得到普遍的关心和支持，更不用说到党和政府了。
我的写作也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曾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国客人访问过我，问我前半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