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71章

第三、对市场影响不大的生活必需品，如茶食、肥皂、咸肉等低于牌价2～3％。
第四、生产社手工业品，燃料等低于牌价3～5％。
第五、须推销的商品低5％。
这样调整，一般价格提高1．7％、比市场仍低。1．82％，对合作社影响估计不大，每月并可增加积累、34亿，社员每人每月仍可得优待3000元，由于调整品种多，须分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进行；
（3）对私商多分配一些热销货（但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程度，发展批购，批购的具体化应进一步研究）合作社酌量减少一些花色品种的经营，门市部不再发展，必要时，可撤掉个别的零售点，但这须经过慎重研究，区提出意见后经市批准后才能执行。
（4）对有条件维持下来的私商，给予小量贷款，贷款方式考虑以行业为对象，集体贷，集体还，请银行考虑具体办法。
以上这些办法，必须分别各种情况，分别运用，同时还要责成私商积极改善本身经营（如协大祥平均工资待遇每人每月达190余万元），否则变成消极的照顾，达不到改造的目的。由于各行各业户的基本情况不同，条件不同，所处的地区不同，其结果是不会平衡的，但必须加强掌握，在6、7两个月内将私商的经营情绪安定下来。
4．步骤：
（1）思想动员：要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并纠正下列的错误认识。
对干部。（甲）急躁冒进，快一点搞掉私商，不了解改造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零售商（苏联还有缝衣的）。（乙）只管自已经营，不了解领导市场的责任。（丙）能进不能退，认为这样搞是右了。不懂得挤指＇批＇发是胜利，搞得零售不能生存，结果反而会右。（丁）认为要安排私商便户户俱到。
应纠正这些错误的认识，说明我们掌握货源的重要性和把私商稳下来便于改造的道理，要按业归口，不可推卸责任、要了解不可能在市场中孤立起来搞业务；如果只愿听建设，不愿听改造是不对的，因为改造为衡量建设标准之一。
对职工应说明：（甲）企业困难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盘踞，私营商业盲目发展的结果。（乙）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对私商改造。（丙）教育他们应该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督促资本家搞好业务，负起工人阶级应有的责任，做好改造工作，更须说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重要。
对资本家：（甲）批判消极情绪，认为瘫已经瘫定了，吃光算数；不愿多进货，挑拨职工，夸大困难，要求解雇职工，抽逃资金等，不愿贷款，不愿订定批购计划等。（乙）鼓励他们自己想办法，积极搞好经营，资本家有矛盾，应争取他们。（丙）并以此来衡量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如何。
分三条线进行：（甲）各单位必须先上后下，由内到外进行传达，求得思想一致，逐步将计划部署进行。（乙）召开职工会议，解释对私商改造方针，启发阶级意识，进行政策教育。（丙）工商联、工商局会同召开私商代表会议，我出题目：“本行本业如何改造，克服困难及转业办法”，要他们先做文章，然后再宣布我党对该行业改造办法，以免私商将一切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2）组织领导：这是一个长期工作，但必须先突击进行。
市：以财委为主，会同工商局、商业局、合作社、银行、税局、工会、劳动局、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黄浦、老闸等商业区委等有关单位组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市工作，各有关单位内部抽出必要力量组织办公室，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区：区财委、商业部联合成立办公室，抽出主要干部成立区级机构。
各专业公司：抽出主要干部成立办公室。
（3）条块分工：
市：拟订计划、方案；决定政策方针，如撤点问题，区提意见，合作社研究，提交委员会决定，市委对委员会起监督保证作用。
区：（1）保证贯彻市级计划、方案的执行。
（2）参加市级重要问题的讨论；组织宣传教育。
（3）反映情况，提供意见。
（4）时间：本周内成立组织（名单报市委、财委）6月底以前，20日左右做好干部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在7月底能逐步的开始稳下来，以迎接旺季到来。
前述有关目前上海私商改造的做法、进行步骤、组织分工，以及所选择的行业等，还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修改和变动，更具体地则俟委员会成立后，进一步加以研究讨论。
第07章　共和国的大冤案
7。1　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
罗青长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情报战线曾作过杰出贡献的优秀战士、领导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
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对此应当历史地分析。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这件事对毛主席震动很大。过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岗的。毛主席对陕北党组织评价很高，说陕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与谢子长早已牺牲，高岗贪天功为己有，居功自傲，个人野心膨胀，建国后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想依靠苏联在东北搞独立王国。毛主席对此非常恼火。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分裂党的罪恶活动，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开除了高、饶的党籍。在讨论中，一些曾受过高、饶影响，或是和高、饶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当时党内政治气氛很紧张。在这个背景下，潘汉年向华东组组长陈毅谈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并且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交中央。陈毅感到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就直接将材料转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另一方面，当时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同饶漱石直接有关，而且同潘汉年有牵连。而此时，我们国家内部肃反工作刚刚开始，由于潘汉年过去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经历复杂，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两件事就成了被怀疑为“内奸”的起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潘汉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机关审理。
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事情。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怀疑与江青、康生等人有关，其实并不是那样。当时江青根本没那个地位。至于康生，他当时并不在中央，是山东分局书记，1957年才调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后的事。所以发生潘案的直接原因还是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其实，过去毛主席是很赞赏潘汉年的，30年代潘汉年同福建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以及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都是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的。延安时期潘汉年发回的电报，毛主席都看过。潘汉年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如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等情报，策反敌伪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中央都知道。毛主席多次称赞上海的情报工作。“七大”时，毛主席曾经表扬过上海的地下工作，对刘晓、潘汉年都称赞过。进北平后，中央在考虑开展外交工作时曾议论要潘汉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可见中央过去对潘汉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造成了这个冤案。
潘案发生后，反映很多，说情报部门出了个内奸、反革命，对情报部门的同志压力很大。当时情报部、公安部和监察部正分别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有一次，三个会议在公安部大礼堂联合召开大会，周总理到会讲话。他首先谈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众。他说，你们三个部门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同敌人、同坏人作斗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