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75章

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他的这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政治信息：在我们所要准备和所要采取的措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揭露和解决高饶问题时，上海市公安局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已经被作为一起重要政治案件提了出来。前已述及，此案的专案机构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并开始工作，主要当事人扬帆、胡均鹤以及“背后”的饶漱石都已先后受到追究和查处。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3日，此案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潘汉年在这一天突然被捕。后来在对外公开宣布时，被正式定名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这一突然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其过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期，潘汉年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负责分管公安工作。扬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部得到过潘汉年的同意与支持。但当公安局被检查出有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时，首先是扬帆被抓住不放，后来又与饶漱石挂上了钩。在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检查、审查过程中，潘汉年一直被认为并无直接责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场合从领导工作角度作过一些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外，从未被牵连进去。后来在分管财经建设工作中，工作成绩依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协助陈毅主持“三反”、“五反”运动时，他对政策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好评。1955年3月，他到北京时是以党的代表兼上海党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参加了会内外的一切正常活动。只是到会议临近结束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号召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是有所牵连的干部应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出书面材料作出交代时，潘汉年在思想上方受到很大震动。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既已被定性为一宗政治案件，扬帆也已被定性为饶的反党联盟成员，那末，他和扬帆、饶漱石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月B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的一段特殊联系，当年他在策反汉奸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将他骗到南京去，并且用挟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此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交待。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未损害党的利益，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经反复考虑，潘汉年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便鼓足勇气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将他和胡均鹤在抗战时期有过的联系以及被强拉去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一一作了交待，检讨了自己长期未向组织报告的错误。材料写好后，潘汉年就去找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当面向陈作了汇报，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的汇报又匆匆看了材料后，恳切地安慰了潘汉年几句，立即将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处。毛泽东就作出了立即将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其“罪名”有二：一是潘在抗日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潘汉年的突然被捕，不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为只会受到严厉批评或是纪律处分。在交上材料之后便打点行装准备回上海了），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领导人也是料想不到的。陈在听了潘的汇报后曾恳切安慰潘，要他思想上不要紧张。
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计划在全国开展内部肃反运动的突破口。
骇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
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自1955年4月定性后，随即在中央高层人士的直接领导（5人小组）和主管部门的具体掌握下开始了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工作。但此案的侦查审理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对潘汉年案的审理工作无疑是难度最大的。这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在长达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担任过党的中央保卫机关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隐蔽战线上长期独挡一面和敌人反复周旋较量，又受党中央的派遣和委托，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和敌人或朋友打过多年交道，和许许多多的高层统战对象有着密切的交往。他还曾经在左翼文化和宣传战线上担任过党的核心领导职务，和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亲密的往来。要从各方面全面审查清楚潘汉年的经历，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潘汉年一案的审理工作难度虽大，但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终于还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到1957年的秋后，基本上结束束了，其结果如何，几乎早就可以预知。因为审理调查是根据上面的定性取证的。审理的结果是给潘汉年正式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时已定下的“暗藏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名。
这真是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位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位在党内外都很有威望的党的高级干部，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可怕可恶的“敌特”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因不外以下三方面：一是个人迷信已经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实”。潘汉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的性，自然便被视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也不敢有怀疑。倘若真的有人怀疑什么，那也只会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有问题，岂敢怀疑上面有错！因此，从审理工作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定势，一切审理、调查、取证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定势进行的。二是那种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正指引着办案者们的思想与实践行动。三是参与办案的大多数干部来自根据地、来自基层，一般说来，社会生活阅历有所局限，对在白区隐蔽战线上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从事高层统一战线工作也缺乏理解。比如，潘汉年在敌占区深入日本情报机关获取了许多有战略情报价值的工作成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而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不能不适度地向敌方提供某些敌方感兴趣的情报资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外古今谍报史上比比皆是）则往往被看得极为严重甚至被夸大。潘汉年的“日本特务”帽子就是这么给戴上的。再比如，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在1936、1937年间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张冲虽是CC的重要头目，但对国共合作态度却是比较积极真诚的。潘汉年为了争取统战工作的进展，同张冲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并且适当地向张介绍了陕北的某些并非属于机密的情况，可是办案者们却据此认定潘汉年“秘密投靠了CC派”，“成了国民党特务”。诸如此类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当初却是被正式写进了专案报告和判决书一类文件。
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原因或者还有其他一些，但关键一条是因为此案原是由党的最高决策人决定的。有关材料虽然早就呈报上去了，但没有他的直接发话，谁也不能擅自表态处理。一拖就是好些年。直到1962年初，毛泽东在七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