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86章

妇自费到北京，名义上是探亲访友，实际上是为复查潘汉年问题提供材料。刘晓自己也提供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凡是潘汉年掌握的上海地下党的人和事、联络机关，都没有遭到破坏的有力证明。
1980年廖承志最早公开对潘案表示疑问。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潘汉年的问题是个冤案，潘汉年不是“内奸”、“叛徒”；因为潘汉年解放前对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地下党的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些地方的地下党没有一个机关是因潘而遭破坏的，建议中央对潘案要重新审查，廖承志的意见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胡立教于1981年同样对潘汉年“内奸”问题提出反证，他在材料中写道，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系“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我们的这一机密。
潘汉年的亲属20多年来受到株连，但对潘案一无所知，连潘汉年是否还在人间也不敢打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潘的弟弟潘锡年、侄儿潘可西等才积极给中纪委写信，要求对潘案进行复查。
1981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潘案正式复查。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中央公安部采取了积极态度，于1月16日向中纪委提出了处理潘案过程的报告。3月，中纪委的复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调阅和详细研究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原中央专案办公室关于潘案的全部材料，并查阅了中央档案馆和有关主管部门的历史档案，又向几十位过去与潘汉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作了调查。20多年前李克农关于潘汉年案件的报告引起人们重视，成为复查、平反的有力线索和重要证据。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终于以确凿的材料证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特务”、“反革命”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作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发＇1982＇37号文）。《通知》对潘汉年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宣布中央决定：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判决；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切实处理好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宣布潘汉年无罪，宣布撤销1963年的原判。
上海因“潘案”而遭到株连的人数最多，影响最深，为此受到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胡耀邦曾亲自对潘案复查落实政策和善后工作作了三次批示。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以王尧山为组长的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由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分管。自1982年开始到1985年，清理复查和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1983年2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深切怀念潘汉年同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他的优良品德。4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派人专程赴长沙将潘汉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
至此，沉冤27年的“潘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颠倒的历史被颠倒了过来。以史为鉴，酿成潘汉年冤案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潘案”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左”的指导思想和决策则是导致潘汉年沉冤难伸的主要原因。
第08章　情谊永存
8。1　陈云与潘汉年
迟爱萍
从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陈云与潘汉年的直接交往不多，在党的历史上他们仅两度并肩工作过，时间都很短暂。但这两度交往在党的历史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发生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关于这两段交往，无论是陈云还是潘汉年都未详细叙述过，后人只能沿着他们生前的足迹和他们点滴的回忆及有限的历史资料，去寻找那不寻常的战斗情谊。
在中央特科
1931年1月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潘汉年一度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值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同年4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事党中央情报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国民党反动派有了一举破坏中共中央的可能。幸而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及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得知后，在陈云等同志的协助下，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局势转危为安。此后，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更加困难，活动范围被迫大大缩小，连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会议都难以举行，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
为了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逐步稳定下来，中央决定重建特别工作委员会，于是陈云、潘汉年、康生被同期调往中央特科。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任特科二科科长，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
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下，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协助下，克服各种困难，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处理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协助周恩来处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机关的转移。
第二，惩处叛徒王世德。此人绰号“老先生”，原是特科三科工作人员，叛变后，泄露了特科工作机密，给党的特科工作造成困难。后受到特科“红队”的惩处。
第三，配合营救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牛兰是太平洋劳动书记局秘书长，当时他在上海做地下工运工作。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又交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
牛兰被捕后，中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在牛兰解往南京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曾发动数千名群众赴上海北火车站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释放他们。1932年3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召集全总党团开会，研究营救牛兰夫妇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于5月7日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危害世界职工运动革命家——牛兰夫妇告全国工友书》；7月9日又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赤色工会领导全中国工人阶级来援助世界职工运动革命领袖牛兰之决议》。与此同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各国的著名学者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也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声明，或采取其他方式抗议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的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各种关系，买通了中统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四，派遣宗益寿打入敌人内部。宗益寿，江苏宜兴人。1927年曾参与发动宜兴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到上海参加党的工会工作，改名孟平。后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和特科的安排，在上海报上刊登脱党启事，打入敌人内部。宗孟平在敌人内部曾成功地保护了中共被捕的同志。
第五，揭穿国民党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真相。此事由中央特科协同党的上海地下组织付诸实施。当时，采取的主要反击行动是：
1．在《申报》刊登《伍豪启事》。《申报》在上海影响大，共产党和申报馆又有一定的关系。1932年2月16日《时报》刊出伪造启事后，中共党组织即派人给申报馆广告处送去上海的临时中央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以否定国民党反动派的伪词。但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后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所以不便刊登《伍豪启事》。
2月20日，《申报》馆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刊登了伪造启事。因此，党又派同志于当日上午到申报馆询问：《申报》已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何不登《伍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