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第58章

张孝骞是湖南人，1921年他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他是这个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医学院中最棒的一个学生。他创下了这个学校入学考试、毕业论文和答辩三个第一名的唯一的纪录。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来到协和医院任职。当我进入这所全国最高医府的时候，张孝骞这个名字仅用德高望重来形容是不够的，它似乎代表了职业医生最高境界。在我们眼里高大得了不得的医疗专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脸上都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
张孝骞有一颗巨大的头颅，和一张农民的脸。如果不是长期学术工作使他的表情带有浓浓的书卷气，你会以为他根本来自湖南乡下。我们听说，张主任解决临床上的疑难问题有非常特殊的本领，他不仅能从理论和经验的意义上做到点水不漏，对一些绝无仅有的病例他甚至能从病人的生活方式或者心理活动中找到诊断的线索，使他的临床诊断水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故事在临床医生们中流传，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我在协和医院期间，最流行的也是被所有上级医生当做典范讲给下级医生听的两个病例是：有一个被其他医生确诊为结核性脑膜炎的病人，各种临床症状和检验指标都符合诊断。张主任在徒手检查这个病人的时候发现他颈部有一个淋巴结稍大。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这个线索出发，他很快查明这个病人是得了一种叫做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病。这种病往往自然好转。在停止一切治疗之后，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还有一个持续高血压而不明原因的病人。张主任又是凭着徒手检查的硬功夫，发现病人耳道里有一个小结节。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他判定病人得的是一种叫化学感受器瘤的病。这个病非常罕见，全世界只有少数报道。很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张主任不仅做出了这个诊断，还说出这种病例刊载的刊物名称、期号和这本刊物放在协和医院图书馆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
有一天，我在张主任每周一次的门诊时间，陪一个病房的病人去找他。那时还没有专家门诊，张主任的挂号费和普通医生一样。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非常希望有传奇故事发生，但我见到的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象。张主任看的病人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但他却认真得无以复加。对于每一个走进来的病人，张主任竟然都要先欠身问好，然后详细问诊。视触叩听一样也不马虎。这个闻名全国的医学专家竟然对日常门诊工作如此一丝不苟，实在让我有些意外。后来，进来一个外地病人，是一位衣衫近乎褴褛的乡下老妇人，张教授仍然先欠身说了“你好”，然后再问：“老人家怎样不舒服？”
这老妇人几年来发烧消瘦，就是查不出病因，这次是北京的儿子接来看病的。张教授在检查中要病人把袜子脱下来，病人不肯，说是脚脏，还有“很重的湿气，看不得的”。
张主任则和颜悦色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得看一看。”那口气好像是在请这母子为自己做一件天大的好事。
儿子帮母亲脱下袜子，果然脚很脏，有很多地方溃烂了，散发出一股臭气。张教授把病人的脚拿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详细观察，还用手在上面按来按去，他对身边的医生说：“看，病人的脚上虽然有湿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但不完全是。这些糜烂的地方也不一定只是脚气感染……”这时候我有点激动起来，因为我猜到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快要发生了，但由于我是陪病房的病人去的，不能多待。事后我听说，这个病人的诊断确实是从脚上找到的线索，是一种不多见的寄生虫病。我曾把我当天看到的张主任看门诊的情况告诉邵大夫，说我真没想到他甚至对每个进门的病人问好。邵大夫只淡淡地说：“张主任这样子，已经数十年如一日。”
急诊观察室的工作庞杂繁重。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进修医生，为了多接触病例，多积累经验，尽量争取多做工作。我记得那时病房里没有实习医生，所以我们这些进修医生不仅要干实习医生的活儿，有时，护士的活儿我们也干。收病人，写病历，治疗，值班，来来回回跑腿，取化验单，送标本，一天忙下来不知道东南西北。有一次我连着上了半个月的夜班，倒成白班的那一天，我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在两个星期里北京城已经全都绿了。这时我想起临床工作中的辛苦和压力，不禁有些闷闷不乐。
这种坏心情和前几天夜里，楼上病房发生了病人自杀的事情有关。那是个挺年轻的男性白血病患者，不知是因为治疗无望还是病人自己觉得太痛苦，反正他在半夜从病房的窗户里跳出来，坠落在离我们急诊观察室不远的地方。病人当时就死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听说那个年轻护士也是来进修的，出了这个事，大病一场，以后连护士都不做了。应该说，在来到协和医院以前，我虽然知道当医生是一种崇高职业，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却从没有体会过临床工作中如此沉重的压力，也不知道医生护士肩上有这么复杂严肃的责任。我没法想象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值班的时候我会怎么办。那几天，我特别紧张，晚上我病房里有病人出来上厕所，我都竖起耳朵听动静，那个自杀的白血病人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还是过下去。因为邵大夫总给我们所有在急诊观察室工作的人带来信心。他并不特别明确地要求我们做什么事情，但只要他在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的方式总是理智和冷静的。观察室里有一个多次发生心肌梗死，心脏功能已经非常差的中年病人，他是一位科学家，手里有很重要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为了保护病人的情绪稳定，都向他隐瞒了一部分病情。但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心力衰竭以后，病人自己忽然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私下里问邵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要把手里的工作交出去才行。邵大夫考虑一下，就如实向病人说了。这使得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病人弥留之际，对邵大夫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几个人事后带着一点敬佩的口吻议论这件事，说邵大夫对疾病过程了解得那么透彻，几乎一日不差地预见了病人的死期。这话让邵大夫听到了，他心情略显沉重地说：“医生能说出病人什么时候死算什么本事。……这个人死得太可惜。”还有一次，我们随邵大夫在病房里检查病人，在给一个女病人听诊的时候，一位进修医生动作笨拙，女病人很不自在，但又不敢说什么。邵大夫把那个医生拉到一边，换上我，并且决定这个病人以后由我负责。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邵大夫在晨会上问我们：“听诊时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七嘴八舌说了不少，最后，邵大夫说：“还有一条叫做‘尊重病人’，尤其对年轻女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说？说明你们脑子里没有！”我说过了，由于对我出生的这所医院抱有毫无保留的好感，不管别人是否能够接受这种严厉的耳提面命，我对邵大夫的类似说教甚至到了一日不听一日不爽的程度。这以后，我自认为我的检查动作不仅规范而且优雅，因为我的耳边总回响着邵大夫的“尊重病人”的谆谆教导。
这一天，我又在这样优雅地检查着我的病人。这是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年轻女病人，这次是由于想做手术来到北京。几天前她由于发生了轻度心力衰竭而住进急诊观察窒。现在她正一边纠正心衰，一边等待外科手术病床。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文静而略显羞怯。我正检查，忽然发现她脸上的神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先是有点吃惊，随即发射出一种幸福的光彩；好像她整个人都像一朵鲜花开放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头发斑白的男医生正含笑站在我身后。我的病人轻轻唤道：“方大夫！方大夫……”那声调饱含感情，我不认识这位方大夫，但从对方的气度上猜到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年资医生，就让在一边。他一边用眼睛回答了女病人的招呼，一边对我说：“你是罗大夫吧，我是方圻。我刚刚看了她的病例，她原来是我的病人，我可以看看她吗？”
我真没想到站在我面前这个谦和文雅的人就是最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协和医院副院长方圻大夫，而且通过看病例就知道了我的名字，还叫我“罗大夫”。
在得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