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67章

慈禧的第一个心态是矛盾。在她内心的最深处，她是不愿意变法的，“维护社会稳定”才是她的第一需求，社会稳定，也就意味着权力稳定，现有的权力平衡就不会被打破，她就能继续做老大，这一点慈禧比谁都清楚。
但是，作为政治家或者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更加意识到变法势在必行，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谁也无法阻挡这个潮流，不仅阻挡不了，还要拿出切实行动，不然各地只怕要造反，自己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以我们说，慈禧是在极大的矛盾心态中“不得不首肯”了变法。
第一心态引出了第二心态：旁观。变法的事情由光绪来干，名义上是光绪已经亲政了，而实际上是老女人并不想干。虽然由她这个掌握着朝廷最高权力并且有着最广泛权力基础的人来主导变法，办起事情来方便一些，政令出紫禁城也快一些，下面的官儿也听话一些，但慈禧既没有那个心情，也没那个能力，更不想去折腾——最重要的是：她不想承担这个风险。
几千年以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对于政治团体来说，变法虽然有很大的利益，但有更大的风险。实际上风险才是第一位的，被五马分尸的商鞅肯定同意这一句。对于慈禧来说，她已经掌控了最高权力，实在没必要再去冒这个风险，所以对于这一场变法，她宁愿躲在幕后。一句话：要变你们去变，我是不会去变的。我是唐僧，你们当孙猴子。
她的第三个心态是等待，或者叫静观其变。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经得起等待，在这漫长而纠结的等待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预判事务，在那个最后的结果到来之前，慈禧不会认定变法一定会成功，也不会认定就一定会失败。她在平静地等待这个结果，但不会被动地接受这个结果，她要做的就是躲在幕后，隔岸观火，将来变法成功了，大家高兴，此时她出来领功，宣布一下大家辛苦；如果不成功，那也不怕，她就会出来收拾残局。
她的最后一个心态就是担忧。而慈禧最大的担忧，并不是变法成功或者失败，而是权力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作为权谋家，第一位的永远是权力，而变法才是第二位的。她希望变法最后能够取得成功，让政权得以延续，但她更希望所有的变法都是在她的权威下进行的，睡几觉醒来，法变了，而大权仍然在她的手上。尽管已经清除了翁同龢，但她仍然比较担忧是否有人会浑水摸鱼，威胁到她的权力！
那四道命令就是一系列老练的杀着，是为了保障权力安全设置的防范措施，慈禧自信，有了这些作保障，可以永保大权在手，将来万一出现不利情况时，能够迅速收拾残局，恢复“稳定”！
好吧，游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走掉了翁同龢，光绪必须亲自出马，但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由他去干，他最需要的是一批人，一批能为他冲锋陷阵、将变法推行下去的人——帮手。
·光绪的新帮手·
光绪要去找帮手了，等到真正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天子富有四海，四海之内皆同志，但当光绪把目光投向庞大的官僚系统时，他最想说的一句话估计是：同志们，你们在哪里啊？
60年前，光绪的爷爷道光皇帝也曾碰到这样的难题。
当时广东鸦片为患，道光皇帝每天都要接到来自两广总督的八百里加急，此时朝廷已经三令五申禁烟，道光朱批的禁烟令发了一道又一道，而鸦片屡禁不止。在京广之间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广州发来的报告烟患的八百里加急，一边是紫禁城发出的禁烟圣旨，传递文件的人经常在半路上遇见。送来送去，都是这个结果。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鸦片并不是只有洋商在卖，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然后从中分红。有的官员在烟行中有股份，胆大的甚至自己当老板，在幕后指挥贩卖。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与商人勾结，实际上，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保护——官官相卫。所以，中央的政策（圣旨）下来了，总是上有好政策，下有好对策。
洋商们开始公开嘲笑：“你们连自己基层的地方官员都管不住，又如何能管住外国人？”
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出场了。他手持尚方宝剑，代表道光去把鸦片一把火烧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一支基层官僚队伍更加腐败了。大小官员早已习惯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们虽然“同情”变法，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是比较没空的，比较有空的是捞银子。
而光绪连自己的钦差大臣都没得派，宫廷权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绪在朝廷中并没有权力基础，在中高层很难获得实质上的支持。
不过，变法毕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点了头的。于是有几个人表示要支持变法，我们来认识下这几个人：
礼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张大人；
礼部处级干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监察御史杨深秀杨大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比其他在继续观望的官员们傻，他们要的工作是向光绪推荐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做“猎头”的工作。
对于变法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人？
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们必须是在行政系统之内，能保证基本可靠并有基本的行政才干；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须是新人，最好是什么候补官员之类，他们还没有受到官场的腐蚀，也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拉拢，比较能放开手脚，激起斗志；另外，由于不是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让他们出面办事也不至于引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
找个人是很难的啊。同志们！而这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是徐致靖。
礼部相当于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试、外交礼宾等事项，这是一个容易出书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都在手搭凉棚观望的时候，徐致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然后他上了一个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里，徐致靖共向光绪推荐了五位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徐致靖的带头下，内阁候补文员（侍读）杨锐、公安部候补处级干部（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秘书（中书）林旭等人先后受到推荐。
从年龄和身份上看，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选，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林旭才22岁），又都是多少有点行政经验的省部级机构里的候补官员，有利于变法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光绪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光绪亲自接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了解后，光绪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统统转正，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就是军机处，章京相当于大臣的秘书，所谓行走，是朝廷中不专门设置的官职，属于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四个人一下子成为了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军机处的兼职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这些人的级别是永远不够见皇帝一面的，更别说让皇帝给他们转正升职了。而在徐致靖等“猎头”推荐的人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名头很大，虽然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绪的接见和交谈后，并没有升职，他就是：建设部候补处级干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书之路·
在入宫见到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广东人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都是他攻读的内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紫禁城跑马，八抬大轿进家门。
那个年代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觉得艰难。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院试，院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读书人必须先通过知县老爷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每省的学政主持，院试通过后，你就是朝廷的学生了——称为生员。当然，它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号叫秀才，以及另外一个更著名的称号——相公。
成为相公就有名额限制了，三年考两次，每次全国录取2。5万名，这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