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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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天才般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从袁世凯到毕永年、谭嗣同到光绪皇帝本人，都只是康有为要利用的棋子，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精深的算计和机巧的心思，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堂堂正正地向领导打报告来实现的，人才啊。
“你在这世界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奏折。”——孝庄皇后。
袁世凯自然是不知道老康的这些秘密的，现在这封奏折成了烫手的山芋，他丢也不是，留也不是，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把围园杀后的计划向朝廷检举告发？
对于袁世凯来说，告发还是不告发，都已经是欺君之罪。不告，欺的是慈禧这个“君”，而且将来万一事情败露，自己包庇重犯肯定死罪；告，万一这个计划真的是光绪参与过的，那么“欺”的就是光绪这个君。
难办啊！难办！如此难办之事，皆因为这个朝廷有两个婆婆，而自己夹在中间。
考虑良久，袁世凯决定还是不告。第一是这个事情太过于天方夜谭，只要自己不参与，料想谭嗣同他们也无法行动起来，事情也许就会不了了之，当作他老袁的一个秘密。
另外，目前局势不明，光绪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他毕竟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且也正在通过变法逐步收回权力，自己还是需要静观其变，继续骑墙吧，把墙当成马骑。
最后，告发对已经开始的变法很不利，这一点也是属于变法阵营的袁世凯必须想到的。
袁世凯决定先回天津见荣禄再说。之前袁世凯接到了荣禄大人的电报，要求他在请训完成后立即赶回天津面见，理由是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有异常举动，袁世凯必须回天津布防。
荣中堂叫自己立即回去，难道仅仅只是电报里说的那个理由？老袁忍不住又开始怀疑了。
毫无疑问，欢欢喜喜跑来北京升官的袁世凯并不是欢欢喜喜地回去的。
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左右为难，进退不得。两派都在向他发力，两派都在利用、拉拢、收买和防备他，步步惊心，步步被人算计，可是谁都没有个明确话。谁都有一个在表面上堂而皇之让你不能不拒绝的理由——把我当面团捏啊。
袁世凯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正是在于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袁世凯终于体会到作为一个骑墙派的苦恼了。也许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容不得他再态度暧昧下去，再骑墙下去。如果形势逼迫自己不得不选择，自己该倒向哪一边？
而就在袁世凯走出皇宫之时，另外一个心事重重的人走进皇宫了。
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
·伊藤博文介入戊戌变法·
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正义”，获得强大的思想武器。粉丝有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与军部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共主”头山满，军部的实权人物山县有朋、大山岩、东乡平八郎，等等。这些人酷爱中华文化，没事就读读《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四书五经，东乡平八郎甚至做了一块崇拜王阳明的牌子挂在身上，时不时就翻出来展示一下。
这些人都是和军部有直接关系的人，而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军方人士，属于政界人士，却对“大东亚共荣”深深迷恋，他就是伊藤博文。
在伊藤博文来清国之前，他拜会了睦仁，两人秘密谈了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会谈的内容，并没有在史料中留下记录，但很显然，伊藤博文的清国之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让日本的国家势力向清国朝廷渗透，为将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打下基础。
而俄国和德国在清国的活动，也严重影响了世界老大——英国在清国的地盘和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日、英两国正逐步走向同盟。在日、英两国看来，为了对抗俄国，必须扶植清国朝廷中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而朝廷掌握实权的后党一派，此时已经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向俄国一边倒”。
在《马关条约》签署时，俄国强迫日本向清国“归还”了辽东半岛，这在实际上给了李鸿章帮助，而给李鸿章帮助，就是给慈禧帮助。后党的朋友们从此开始对老毛子感恩戴德，抱着大树，涌泉相报。一年以后（1896年）两国之间竟然还签订了一份极其绝密的《密约》。
按照这份《密约》，清国和俄国结成秘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共同防范和对付日本，以后日本无论进攻哪一国，另外一国都要出兵。
这份《密约》是李鸿章亲自去签的，签的过程极为保密，当时朝廷只有极少数的人知晓。签好的文件装进保险柜，直接放进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