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12章


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非常多,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故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总是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实,黄侃所言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炼,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将文章一并公布于世,其水平高下自然尽收于同行眼底,优劣得失判然分明。而其中之败笔、硬伤更会让他人记于心间。“欲速则不达”,这往往是此类快手、高产学者们最应牢记却最易忽视的金玉良言。“慢工出细活”,或许做学问的真谛不过如此,又唯有如此。
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100册、700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差事。
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在心。
而且黄侃视书如命,每次都是因为买书而弄得自己囊中羞涩。他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为他作的墓志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但凡好学之人,大都有这种癖好。当然,世上的书,实在读不尽,也买不完,而文人的钱财,更是有限,以有限的钱财,去购买无尽的书籍,自然是天天要闹穷了。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实在是暴殄天物!
“恃才泡妞”
别看黄侃脾气古里古怪,长相其貌不扬,但却也是一位风流好色的“多情种子”。他的韵事秘闻数不胜数,足足可以装上一箩筐,实在让人拍手称奇。
据时人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结婚竟多达九次。黄侃的发妻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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