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20章

好玩儿，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而是兴趣使然。
赵元任是传统和现代并重的方言学家。他的方言研究继承了中国传统方言学的精华，又开创了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新领域。
1927年，赵元任开始第一次系统的汉语方言调查。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用吴语说话的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他的调查工作十分科学、精细、认真。
1928年，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现代吴语的研究》由清华学校研究院印发出版。这部巨著的问世在汉语方言研究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是现代汉语方言学诞生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方言学著作，而此后出现的方言学著作，都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前进发展。它奠定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础，开创了科学化研究汉语方言的新道路。
赵元任全面细致的方言调查研究为中国的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创立、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充分的基础，也为他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语言学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赵元任认为，调查记音是语言研究准备工作之首。他说：“用表格用录音器做系统的调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处学说各种话当然又是一回事。”
194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会上，赵元任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颂语这样称赞他：“他是自己国家多种方言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帮助西方人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理想。”1970年，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授予赵元任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介绍他的成就时说：“赵教授创造性地和精巧地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和经典的中国语言。”
赵元任自幼便对各种方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显示出超凡的语言能力。他还没满12岁就已经会说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苏州等多种方言。不仅如此，在苏州他还跟表哥学会了用反切说话，还学会了用倒转反切说话，就连熟悉反切说话的人也不容易识破听懂。在美国念书以及回国工作期间又跟同学、朋友学会了无锡话、南京话、扬州话、上海话、安徽话、湖南话、湖北话、广州话、福州话等。直至1959年，在近60岁的时候到台湾讲学，又学会了复杂难懂的闽南话。胡适在1922年为赵元任作的《国语留声片》序言中写道：“他有几种特别天才，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他学方言的天才确实很惊异的……二、他又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他在音乐上的创作，曾经得到美国音乐家的赞赏……我们只知道他有两只特别精细的音乐耳朵能够辨别那极细微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种种发音上的区别；他又有一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能够模仿那极困难的、普通人多学不会的种种声音。三、他又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学者。仅靠天生的才能，是不够用的，那样不过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口技家’罢了。然而赵元任依着他的天才的引诱，用他的余力去研究发音的学理；他在这里面的成就是很高深的。因此无论怎么杂乱没有条例的对象，到了他手里，都成了有系统的分类，都成了有线索的变迁。”
“中国的舒伯特”
赵元任从前小时候在家里说的是北方话，但是家里人请的教书先生都用南方（常州）音读书。因此，赵元任就得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联想：凡是白话都是应该用北方音说，凡是文言都应该用南方音读，好像文言是南方的特性似的。因此，南方（常州）人吟诗的腔调，也成为他的歌曲中民族音调的重要来源。例如《听雨》和《瓶花》前半部分的旋律，都是按照常州人吟诵七绝的音调进行艺术加工的。《听雨》采用仄声韵七绝的吟诗调，而《瓶花》则采用平声韵七绝的吟诗调。赵先生说他所听到的这种吟诗调差不多处处都是一样的。的确，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七言绝句，不管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刘禹锡《乌衣巷》），还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都可以用《瓶花》第一部分的旋律来唱。
赵元任的早期爱国歌曲《尽力中华》，是利用传统音调推陈出新很有创造性的一例。这首歌曲唱的是“焰口调”。童年时代的赵元任住在无锡乡下，经常有丧事人家请和尚到家里去“拜忏”三天，“追荐”死者；其中有一天做的法事，白天是“斋王”，晚上是“施食”。施食时搭起高台，老法师和众和尚坐在台上，念念有词，唱着一个小孩子们很喜欢听的曲调，呼唤四方饿鬼“来受甘露味”。这个很好听的曲调就叫“焰口调”——“焰口”是佛经中饿鬼的名称。后来他进了小学，老师教他们唱《尽力中华》，唱到“啊中华，啊中华”时，小赵元任觉得这个曲调似曾相识，感到十分亲切，所以特别爱唱这首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带有神秘气息的曲调，竟能和“听我们同唱中华”的爱国歌词配合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
在音乐上有绝好听力的说法，赵元任大概就是有绝好听力的人。有一次他到西湖游玩，忽然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这个店开设在湖上，赵元任忽发雅兴，棹了一叶轻舟，到店里去选购。他左敲敲，右敲敲，不一时选了十来个。只见他一手持一根木鱼槌，竟敲出宫、商、角、徽、羽诸般声调。他两手互击，挥洒如意。一曲奏终，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在音乐领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音乐作品及音乐理论方面。在大学期间，他就开始创作曲子。“五四”时期，赵元任创作了大量的新音乐作品，他和陈田鹤等人给当时的新诗歌配以新音乐，使音乐作品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把中国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赵元任音乐作品中音乐界评价最高的是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新诗歌集》，《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赵元任试图把民族风格与西洋音乐技巧结合起来，他大胆的探索，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音乐创作，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新诗歌集》时称其是10多年来最有价值的作品，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说这种舒伯特派的艺术歌曲“替我音乐界开了—个新纪元”。
赵元任提出的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简谱、五线谱早已代替了工尺谱；ABCDEFG也早已代替了五音的说法；和声以及许多西洋音乐的作曲技巧已经在中国民族音乐中广泛运用。西洋音乐与中国音乐的结合，给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活动大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紧随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革的社会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因此很有影响。赵元任极富创新的性格，在音乐的理论和作品方面也打下了他创新的深刻烙印。
“言有易，言无难”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出自于赵元任门下。当时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王力1926年夏考入国学研究院，同班32位同学只有他跟赵元任学习语言学。他对赵元任的音韵学课十分感兴趣。受赵元任影响，后来他去法国学习语言学。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写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赵元任却专找王力论文中的毛病。王力的论文中在谈到“反照句”和“纲目句”时，加上了“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的附言。赵元任看到这个附言后给了如下批语：“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看来，绝对不可以根据看过的部分材料就轻易地下结论。
王力当时虽然采纳了导师的意见，但是对“言有易，言无难”的深刻含义并没有深刻领悟。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两粤音说》的论文，赵元任把这篇论文推荐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文中说广州话没有撮口呼。当时赵元任还没调查过广州话，没有把握断定有无，但他仍然记着这件事。1928年赵先生到广州进行了方言调查，发现广州话没有撮口呼的结论是错误的，立刻给在法国学语言学的王力写了一封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