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54章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个人，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他刻在自制烟斗斗腹上的十二字铭文，其实正是他本人最恰当的写照：“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
关于教育，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但在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由，学习不自由，思想不自由。
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这个头衔的。
还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价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我的方法也有问题”
潘光旦是跛足，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轻松自在，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他说他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狗小猫，原来是你啊！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问底的劲头。
有一回，潘光旦和一个朋友说到葫芦。潘光旦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朋友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朋友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朋友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光旦点头，问还有呢？朋友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光旦又问朋友，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朋友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潘光旦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光旦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光旦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这是他很开心也不乏幽默的一件事。
1940年，潘光旦教授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他同时研究优生学与心理学。当时云南多鼠，潘教授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便斩头剥皮，弃其内脏，然后洗净切成块状，请夫人做成莱。夫人皱眉问道：“我们伙食虽不算好，也常有鱼有肉，今天为何叫我做这苦差事？”潘光旦解释道：“我这是为了学术研究，请你一定要帮助我。”夫人无奈，只好勉为其难。夫人一向善于治馔，煮熟后果然甘香扑鼻。教授大喜，随即邀来共同研究心理学的同事和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位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先生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着共食。然而咀嚼再三，竟不辨是何动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光旦笑答道：“鼠肉。”此二字一出，想再吃一块的忽然停住了筷子，嘴里正在咀嚼的吐了出来，还有紧锁双眉、喉痒欲吐的，潘光旦一再保证，其中绝无有害健康的物质，并以身作则，继续食用。但无论他怎么劝诱，直至餐毕，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