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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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学生考试也作弊。大多数同学也会因有某几道题不会做而抄别人的，而我是只有一两题会，其他都不会，抄都来不及。患难见真情，班上有个女生对我特别好，是那种默默的好。有一回她把整张卷子做完了，没写名字，嗖地扔给前排的我，然后把我那张几乎是空白的卷子拿过去自己又写了一遍，我只需要在她的卷子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这让我感动不已。不过纸包不住火，很快老师就把我叫过去问：“这是你写的吗？”我傻了。也难怪，成绩突然从三四十分变成了八九十分，鬼才信。
高二的时候，化学课的内容已经讲到我完全听不懂的有机化学。化学老师是个老太太，人挺好的，她在课上就说：“马上要高三了，我们进行最后一次复习，不懂的现在就问，不要装，不要不好意思，否则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讲了。”其实我不懂的太多了，也没打算问，但听到老师那样掏心掏肺地说，我的良心被唤醒了，就壮着胆子提了个问题：“老师，为什么有环丙烷、环丁烷，没有环甲烷、环乙烷呢？”问题一出口，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也震怒了，说：“不要拿这些愚蠢的问题来耽误全班同学的时间。”从此，我彻底沉默了，再也没有问过任何问题。后来老师讲她的，我在下面孜孜不倦地看我的《围城》，不时发出大笑，然后被老师请出教室。
在我整个中学时代，我爸就没去开过几次家长会。有一次他去了，先后碰到了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化学老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孩子现在是青春期，身体发育比较快，尤其是大脑的发育特别重要，家长要注意给孩子加强营养。”如此委婉的说法，我爸听出了大意—孟非同学的大脑发育是有问题的，智力是有缺陷的。之后，他又碰上了我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非常激动地对我爸说：“你儿子啊，了不起啊，小小年纪很有思想，文笔很老练，你要好好培养，人才难得啊！”两位老师的话，让我爸在短短十几分钟里经历了悲喜两重天。
我的理科成绩虽然极差，但也曾经有过奇迹。初二的时候，我数学的真实水平差不多就是四五十分的样子，如果作弊顺利勉强能混到六十分上下。偏偏有一次，我生病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当时我特别高兴，因为生病耽误了一个月的课程，考得再差也有充分的理由了。
有了这样的底气，住院时我闲来无事，也翻了翻数学课本。出院没两天就考试了，奇迹就此发生了。那次数学考试我竟然考了九十八分，而且完全没有作弊，因为根本不需要。班主任朱老师看到我的卷子时特别激动，对我说：“你看看，你要好好学习，潜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看你多聪明啊！”这么一激励，一下子我整个人都振奋了，确信自己是天才，根本不需要听老师讲课。天天上课就考四十几分，一个月没上课自学反倒考了九十八分！带着这样的自信，我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了之后的学习中去。过了几个月再一次考试，我又回到了四十几分的原形，此后再也没有考到过六十分以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灵异事件。
由于成绩太差，难免想一些歪门邪道。有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和班上另外的坏学生一起溜进学校文印室偷卷子。第一次作案相当紧张，不过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但只找到了历史卷子。我很沮丧，因为我的历史本来就学得不错，完全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偷卷子。不过转念一想，总也能锦上添花，拉点儿总分吧。回家之后就开始做卷子，然后背答案，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考满分，因为那样很可疑。结果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历史老师说：“我们先发一套模拟试卷。”发下来后我一看：靠，就是我们偷的那套卷子！当时我就气晕了。
相比一塌糊涂的理科成绩，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基本上总是名列前茅，三甲之列，而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如此。那时学校特别万恶，考试结束后，每门学科都弄出一个什么“红白榜”，前十名上红榜，最后十名上白榜。每次大考之后，红榜白榜上基本都有我，上榜率挺高的。
上初三时我参加了南京市的作文比赛。全南京的中学都派作文成绩最好的学生去参赛，普通学校是一个代表，重点中学可以派四个代表。我是重点中学南京一中选派的四个代表之一。比赛是抽签制，抽到什么题目当场就要写。比赛结束之后，喜讯很快传来，我校派出的四个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学校大门口贴着喜报，第一行就是—孟非同学代表本校参加全市作文比赛，获得记叙文类唯一的一等奖。没过几天，喜报还贴在校门口，我又因为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处分通告就贴在了喜报旁边。我经过校门口的时候还跟班上的女同学说：“看看，都有我！”当时我觉得特别牛。
顺便说一句，我的太太当时就在我隔壁班，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就认识了。
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扬州人，挺喜欢我的—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喜欢我。这位扬州先生经常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每当这种尴尬的时刻，他就有个很神经质的反应—咳咳咳地清半天嗓子，后来他只要这么一清嗓子，同学们就知道他答不上来了。等清完了嗓子，他会带着扬州口音拉长了声调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而我呢，理科学得跟狗屎一样，不断被羞辱，但人总要找点儿自信活下去吧，这种时候就该我露脸了—我总是很得意地站起来，在全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敬佩的目光中一二三四很拽地说上一大通。
后来这个烟瘾特别大的语文老师没收了我一包香烟—那会儿我们学校高三的男生不抽烟的已然不多，我因此怀恨在心。一次又有同学在语文课上提问，他又答不上来，又拖长了声音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我噌地站起来，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那样大声宣布：“不知道！”我的话让他一下愣住了，毕竟，语文课上从来没有我答不上来的时候。教室里的气氛顿时一片尴尬，很多男生坏笑起来。提问的同学还在等答案，我叛逆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不可以不知道吗？
整个中学时代，唯一让我觉得安慰并找回一点点尊严的，就是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这离不开我的记忆力。中学里学过的很多古文我到现在还能全文背诵，中学时期的六本历史书，我曾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能背出来，连教材里的插图在什么位置、插图的注解是什么，我也全都记得。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但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缺乏判断力的人，记忆力往往特别好。我就属于缺乏判断力的人。
2、岔路口
中学时代我除了成绩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好。那时我爸老教训我：“学习好比什么好都强，而你是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有屁用啊！”他说得没错。学校开运动会，我短跑总是得名次的；学校举办艺术节，我一向是主持人；就连出黑板报也是我的事儿。总而言之，凡是无关学习的事，多多少少都和我有点儿关系。只是一考试我就傻了，所以现在一说起中国的教育体制，我就觉得它就是万恶之源。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为文科成绩还不错，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只要能分到文科班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那时年级里就一个文科班，那个文科班就是重点班（还有一个理科重点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时，我们的年级长，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不让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的是总分，语文一门考得再好也没用！后来听坊间传言，这个政治老师特别讨厌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亲口说，文科班里他认为最漂亮的四个女生都跟孟非关系好（他太抬举我了，这个真没有！）。结果这位年级长死都不让我进文科班。
应该说南京三中这个年级长给了我黑暗的中学时代里最黑暗和痛苦的体验。他的长相跟冯巩实在太像了！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回忆。后来听很多文科班的同学说，年级长最喜欢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经借了这个女孩儿的笔记回家抄—同学之间借个笔记抄一下很正常吧？结果没两天，“冯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