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64章

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①　《人物》2000年第7期，118、119页。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①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①
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0—11页。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②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①　《明报月刊》10月号《编者的话》，陈子善编《董桥文录》，646页。
②　严家炎《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明报月刊》1999年4月号，42页。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①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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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13—14页。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释：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