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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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同时兼任前敌总指挥。唐聘请夏曦为政治顾问。任命凌炳(共产党员)为政治研究所所长,对全军进行政治整训。教育官兵明确反帝、反封建、除军阀的意义和任务。由于唐的支持,湖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农工运动迅速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达40多万人,工人群众11万多人。
7月初,唐军攻克长沙。共产党员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均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三人致函唐生智,催促唐顺承民意,立即组建湖南省政府。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省代表大会召开,选出省党部执行委员、候补委员24人,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8人,共产党员夏曦、戴述人、易礼容、熊亨翰及凌炳、谢觉哉、何叔衡等15人当选。9月,唐生智率第八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七八月间,正当唐生智领兵北伐,攻下长沙、直指武汉时,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等领导人错误判断了形势。他们根据英国的一则谚语“魔鬼总归是魔鬼,老鬼总比新鬼强”,从而推断蒋介石要比唐生智更革命,从而做出“扶蒋抑唐”的决策。但不久,就发现蒋在玩弄两面派手法,陈独秀才决定做反蒋的准备。9月,中共中央派彭泽湘到唐的第八军及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
彭一到唐军,立即随唐奔赴讨伐杨森及吴佩孚在鄂西残部的战斗前线,同苏联顾问巴罗夫一起参与指挥。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屯兵湘西,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一方面联络土匪,横行地方,鱼肉百姓,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另一方面,袁又暗通吴佩孚,求得倚靠,公开宣称“有奶便是娘”。湖南省党部曾派共产党员、常德地区书记王基永前往湘西开展农运,竟受到袁的百般阻挠,无法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设法除掉这个恶棍。王基永为唐策划,于1927年1月30日,由新任36军一名副师长周斓出面,请袁赴其家宴。袁毫无戒备,带着师长何壁辉欣然前来。一到周家,袁便同人玩牌、抽鸦片作乐。这时伏兵突出,乱枪击毙何及其所带卫兵。袁闻枪声,情知有变,急夺路逃出周宅,亦被埋伏在围墙外面的伏兵击毙。自此,湘西平定。
2月,彭随唐回到长沙,参加建设新湖南,制定施政纲领,开展农工运动。同时,协助唐组织成立6个自治委员会,任命的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朱剑凡、郭亮、谢觉哉等。彭还组织时任前敌指挥部宣传科长曾钟圣及熊受暄、张其雄等共产党员创办《前敌》、《武汉民报》、《党声》等刊物,宣传革命。这年3月底,彭与唐同选为省农民组织代表,后唐被推举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唐主张率兵东征讨蒋,而中共方面决定唐继续北伐,目的是接应拥护武汉革命政府的冯玉祥部。彭反复对唐说明眼下北伐是当务之急,唐终于同意。正当北伐军到达河南前线,战事十分紧张时,湖南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及时向唐提供情报,使唐意识到:“四一二惨案”、“马日事变”等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背叛孙中山国民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唐在革命转折关头,再次表明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决定东征讨蒋。
7月初,中共中央专门研究湖南问题,会上陈独秀、毛泽东提出“联唐反蒋”。7月12日,彭泽湘约见唐生智,唐迫于当时形势,但仍表明“和平分共而不反共”,不管情况发展如何,“绝不捕杀一个共产党人”。此后,彭离湘去了苏联。
当时,唐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率师东征讨蒋,其第二方面军已集中于九江。南昌起义前夕,贺龙率其所部第二十军自九江向南昌移动,黑夜行军,火把照红了山野,被二方面军其他部队发觉,有人报告唐生智,请示是否予以拦截。唐对军长贺龙非常了解,说:“由他们去吧,都是为了讨蒋。”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会聚浏阳,因缺乏武器弹药,派陈赓、陶铸、罗瑞卿往武汉,要求唐生智予以支持。唐生智调总司令部警卫团的一连,以护送唐生明回长沙的名义,送去步枪300支、弹药近万发。
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后,唐生智辞去一切职务,决定回东安老家办学。其宗旨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培养抗日救亡英才。唐与顾伯叙、李君尧开始在长沙做筹备工作,三人确定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以后将此原则定为校规之一。但是,当时教育部有明文规定:专科以上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中等以上学校要求建立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对此,唐嘱咐办事人员权当不知。学校礼堂只挂孙中山像,不挂蒋介石像;集会时只唱校歌,不唱当局规定要唱的《党歌》。然而,学校对共产党的活动却予以支持。
1961年,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看望唐生智。陈说:“孟潇先生,你够朋友,在国民党一级上将中,只有你一个没有和红军、解放军打过仗。”唐生智紧紧握住陈毅的双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刘湘:军阀悍将,抗日先锋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逐渐发达,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性格内向,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为人剽悍。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不即不离,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笃信神道,极为迷信,为人所笑。他是最早率军抗日的将领,是为大功;“三三一惨案”他是元凶,是为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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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领路人
少年时的刘湘在读书之余,经常帮助其父推车运送谷米。看上去刘湘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总是习惯于做分内的事情,每次都能中规中矩完成父亲交给的任务,但是很少有什么创意。从他幼时的许多表现来看,没有人会想到此人以后会成为四川省最大的军阀。
幼年时期,刘湘在乡间私塾读书,后于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了3年,然后回乡务农。1909年,刘湘刚满19岁,就在父亲的催促下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
清朝末年战事连绵不断,每次战争失败后,都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灾难接着灾难,清政府像是风雨中飘摇的一只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废除科举考试,设立文武学堂,编练新军等积极建议。一时间,新型学堂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冒了出来。仅四川成都市一地,就办起了十几所私立法政学校。
1902年,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创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干部。大邑一县即有刘成勋、陈洪范、杨啸谷、张成孝及王毅等五人考入该学堂,这成了那年轰动大邑县的一桩大事。刘湘当时才12岁,对人生的认知刚刚混沌初开,毫无疑问,耳闻目睹了刘成勋等5人考入四川武备学堂一事,受到的影响极大。到了1906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从巡防军中挑选少数优秀头目并招考部分青年,成立陆军弁目队,在四川全省招生。刘湘得知消息后,背着家人偷偷去招考点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报名,旋即被录取。
回到安仁,刘湘不敢对父亲刘文刚说出这桩秘密,但是父亲还是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父亲不仅没有责怪刘湘,还对刘湘的决定深表赞同。上学临行前的夜晚,“刚子老太爷”专门办了几桌酒宴,请来了左邻右舍的亲友,好好热闹了一场。第二天,他亲自帮刘湘拎着行李,一直送到了县城。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入学第二年,陆军弁目队闹了一场学潮。起因并不复杂,因为招生之初校方曾许诺,每名学生每月补助银洋15元,可是学生们入学读了3个月,补助的银洋一直没有到位。于是有人带头闹事,聚集一群青年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说理,群情激愤时,有人向校长动了手,还摔了教学仪器。校长一气之下撂了挑子,辞职不干了。陆军弁目队本来就是一家私立学堂,这一来再也难以为继,只好解散了事。
刘湘并没有参加这场学潮,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书也念不成了。一帮同学前往总督府请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亲自出面处理此事,赵总督好言好语将学生们安抚了一番,当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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