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99章

综合评价，中华帝国的最佳太宗就是——汉文帝！
当然，这仅是个人观点。事实上，在作者的概念中，中华帝国的主流王朝——汉唐宋明是愈发完善，益趋至治，但李老二、赵老三、朱老四的毛病却一个比一个多，确实没办法把他们排在汉文帝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宋仁宗、宋高宗、明太祖、明孝宗没有参与本次评比，中国皇帝的素质总体而言还是呈上升趋势的，不能把最佳太宗的概念扩大为最佳皇帝。
然而，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请您来看汉文帝怎么凭运气捞皇帝当，不是学习唐太宗怎么杀兄篡父还能把自己打扮成大英雄，也不是观赏光义的驴车驾驶技艺，更没兴趣跟您探讨明太宗是不是万艾可的潜在用户，而是以他们为节点，表现行政组织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也就是本书的第二条主线。
这条主线其实主要是三个问题：宰相、一级地方政府、军权。
中华帝国理论上主权只属于皇帝，其他人都仅是辅助管理员而不是次级主权拥有者，但帝国的庞大决定了真正的个人独裁是不现实的，必须委政于吏，而官吏之首（宰相）又容易架空皇帝。皇帝的应对之策是用更亲近的内臣来取代权势日隆的外臣。丞相这个词最初并非政府一把手的意思，而是商周国王家里的大管家。但这个大管家一旦承担起公共管理职能，自然就成为一个公共职位，与前代的尹、宰并无区别。后来魏文帝设中书省制衡外朝，而中书令最初可不是朝官而是宦官，尊敬的太史公司马迁受宫刑后便入宫担任此职。魏文帝便想，宦官是皇帝的私家服务员，亲近度与外朝官员可不能比。然而，从此担任中书令、尚书令、侍中的都是朝官，这几个职务便不再是宦官，而演化成朝官的职名。尽管名义上没有丞相那么独尊，但也差不了多少。
隋文帝终于改变了以往政府必须要由一个一把手全面负责的思维定势，用三省六部的形式分权制衡，并形成了宰相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的新思维。唐宋在此基础上又有进步，这群人无非就是个参会的资格，挂个同平章事的差遣就行了，不一定固定成什么职务。但这么重要的差遣自然就会职务化，到后来南宋恢复左右丞相之名，甚至出现平章军国事这样和汉朝丞相无异的一把手。明朝把这些统统废除，以皇帝的秘书内阁大学士辅政。当然，秘书们就很快拥有了前代宰相的实质。
其实很容易发现规律，每当一个职务威望太高，容易架空皇帝时，皇帝都用一个近臣职务来取代之。但这个新职务难免又会渐渐趋同于前者。宰相历经尹、太宰、冢宰、丞相、中书令、尚书令、侍中、枢密使、同平章事、平章军国事、内阁大学士等多种表面形式，但内涵并无实质性巨变。中途隋文帝将独相制改成群相制，但群相中仍有一个明确的首相。明后期皇帝又尝试用司礼监等内宫宦官机构来抗衡内阁，尽管发展的方向后来被打断了，但依照规律，还是很容易猜到：假设历史继续发展，司礼监又斗赢了内阁，那司礼监自身也会蜕变成一个公共机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多半会成为新的首相、次相——当然，会由文官担任，还会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司礼监”的规矩，阉人就再也无法染指了。
对地方政府设置问题，最初中国也是分封建国，最高领主把一块地方封给一位次级领主就不管了，领主再往更次的领主封，层层分封，将主权直接交给下级，实现多级主权分封管理。但自从进入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后，中国人便孜孜以求地追求着一个境界——实现中央政权对全国的直接管理。这也经历了州牧、州刺史、行台尚书省、节度使等几种形式，最初也是和宰相一样，新发明的形式仍然会趋同于前辈，不过到宋太宗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宋朝打破必须实设一级地方政府（省）的思维定势，朝廷在各地派出数个平行机构，各自负责财政、司法、军事等几项政务，而不是全权委托一位一把手，避免了形成一方诸侯。这里需要再次提醒，明朝的地方司（道）直属于朝廷相关部门，巡抚只能协调而没有主管权，并没有取得州刺史、节度使的实质，这无疑是人类建设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的一个伟大胜利。
军权设置的问题其实和前者类似，尽管军队在指挥方面绝无可能不设一个明确的一把手，但调动、人事、后勤等重要权力仍然可以分解开来，这样就极大地避免了军权这个最根本的权力落于权臣之手。更重要的是宋朝以后中华帝国以公共事业管理思想建设军队，将军队事务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实现整个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这就比皇帝个人靠与将领不稳定的私交控制军队要可靠得多。
理清这两条明线，然后才是关键——这其中蕴藏的暗线何在？这便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了。
以上那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看起来很巧妙，但绝不能仅仅归结于隋文帝、宋太宗的灵感突发，连赵小胖都想得到的前人会想不到吗？只不过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基础才能承载新的行政体制和组织结构。比如地方政府设置，如果不废除分封建国，又何来朝廷派出地方官一说呢，直接扔给藩王不就行了。秦朝覆灭后，六国贵族拿回了领地。但隋朝覆灭后，萧瑀、陈叔达都在唐朝身居高位，但并没有把他们的故国作为独立辖领还给他们。这不是唐高祖小气，而是社会进步使然。而写夏太宗一章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告诉您：在缺乏公民社会基础的地方，即便设计与内地一模一样的公共管理方式，也难免沦为封建领主的私业。而宰相的形式尽管越来越完善，但秦桧、张璁这些厉害家伙仍能找到漏洞，架空皇帝。然而社会形态变了，官员们可以听命于首相却再也不能成为首相的附庸，权相们也就不能形成可传承的家族势力。所以当个人寿命结束后，权相也就成了浮云。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政府组织结构的完善，权力运行愈发规范，官员们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权力小了，合力却越来越大，到明朝已经可以轻松架空皇帝——只是单个官员也更难专权。所以，中华帝国的发展趋势是皇位越来越稳固，但皇权其实是越来越虚化。当皇权虚化到一定程度时，您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虚名已经不太可能被篡夺了，这恰是靠让渡权力来实现的。有些人简单地说封建专制越来越强化，其实是只看到了皇位的稳固，没有理清皇位和皇权之间的概念逻辑，这种人当然就无法理解让渡部分权力来换取更加巩固地位的高妙境界了。
而军事组织的变革更有赖于社会的进步，解除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建起公有军队。这个问题市面上的误解最多，这主要是某些还在妄图拥有私有军队的人进行了大量宣传，他们使劲渲染私有军队是多么强大，公有军队是多么不灵活，进一步还可以扩展为私有的政府比公共管理体系更有效率，这些人总爱说宋明文弱，不如汉唐强盛便是出于这个目的。事实上宋军的战绩比唐军要强得多，不然宋朝的和平发展时期不会比唐朝长。尤其典型的一役便是唐朝的怛罗斯战役，唐朝只派出万余汉族军队，却雇佣了十万异族领主私军。这种撬动力量看似强大，但关键时刻领主临阵叛变，万余汉军顿时被包饺子。宋朝公有化军队便规避了私军的这种缺陷，只不过这种缺陷和唐军诸多类似败绩一样，被选择性失明了。
除了社会进步，科技进步也在暗中起着作用。比如完善的交通网络，印刷、造纸技术，武器制造等也都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革。由于中华帝国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氛围，读书人很多，其中投身科研的人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多，所以科学技术也远比西方发达。我知道您想说某个时代中国的科技落后了，不过我想我也已经反复提醒过了，这个时代并不在本书所言的主流体系之中。
说了这么多，相信您已经认识到序篇西哲关于中国文明从不进步的说法是何其可笑了。他到底是西方式的偏见，还是对中国历史不够了解？抑或两者兼有，哪个多一点呢？尽管我很想引导您把他看成是人民公敌，但说实话还是后者多一点。
那西方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历史有如此的偏见呢？恰如基辛格无法理解不掠夺资源和殖民地的大航海运动意义何在，西方人确实很难理解一个在一千年前就实现了公民社会的文明到底先进在何处。如果没记错，序篇西哲入土时西方仍处于领主时代。他对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