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夫人--慈禧故事》-慈禧故事-第92章

10《威尼斯通信》是科沃男爵（参见《后苑里的鲜花》一章的注释）的一部重要作品，创作时间是1909…1911　年，出版于1974年，所以，作者在这里认为巴克斯在青少年时代即读过此书纯粹是想当然。
11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作家，其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格列佛游记》。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76节草民（1　）
1900年的拳乱和所谓的“外国使馆的围攻”，一直以来被描绘为一场受慈禧太后支持的疯狂阴谋的组成部分，并被当作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一个主要例证。在亚洲历史上，很少有哪些事件被西方人所熟悉，相反，倒是更多被误解。关于此次事件，所有说法都是错误的。在过去，义和团被认为是一场群众运动，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秘密社会，一帮在反清起义中崛起的武术家，却掉转枪口跟“洋鬼子”打了起来，导致了那场著名的围攻。当时的情形压根就不是这样。最近几年对义和团的重估已然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一群想通过巫术而使自己刀枪不入的农民自发形成的草根现象——他们并不打算去推翻满清政权，而是要去攻击那些他们所憎恨的中国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悲惨不幸归咎于这些人），还要把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从中国赶出去。
假如他们并不是造反，那么，他们难道不是慈禧所支持的一场排外阴谋的组成部分么？对外国使馆的围攻难道不是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么？（人们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勇敢的西方卫士抵挡住了扎红头巾拳匪的疯狂浪潮，直到一支来自八个国家的国际远征队把他们救了出来。）或者，难道所有这些哗众取宠的废话只是为了挖空心思地掩饰愚蠢的错误、提升自己的事业、阻止对深层犯罪的发现、把罪咎都栽到慈禧的头上么？在这里，我要再一次强调：传说彻头彻尾是错的。
虽然现在可以肯定的确有一场阴谋，义和团原本要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而慈禧也和光绪皇帝一样，也是这一阴谋的受害人。更令人混乱的是我们发现：那次著名的围攻被极端夸大了（即使不是全然虚构的话）。它不是以我们所听说的那种方式发生的。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的权威报道，追本溯源，从头到尾都是莫理循蓄意伪造的，他保存了一份秘密而又截然不同的事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围攻之前及围攻期间，多数杀戮都是西方人干的，而不是中国人。太后的军事指挥官在围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试图阻止开火（而不是相反），并且试图让所有拳民在此次围攻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们当时甚至不在北京。
虽然外国使馆激发了这次危机，粗暴地作出过激反应，然后又通过巧妙的撒谎来掩盖它，但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得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联军的指挥官们受命利用这一事态，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热战，目的也并不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还是从头开始吧，有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之中。它是由铁帽子们设计的，但是，没有什么阴谋是绝对的，也没有什么阴谋是命定的，在多数已经决定了的计划中，运气和机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面临着将重大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铁帽子们不免力不从心。对于如何进行，他们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只是随着形势的改变而向前移动。他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们希望从中国清除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把时钟拨回到从前的光荣时刻。
采用义和团创立一支秘密的非正规武装，然后利用这个随时可以否认的中介力量驱逐外国人，这个念头似乎最早产生于铁帽子集团中最富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李秉衡将军。在过去，中国的农民起义总是一些颠覆分子在挑战满清统治的权威。1890年代发生在北京东南部的暴乱却完全不同。它直接针对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本地教民，并且决不反清。如果予以正当鼓励和谨慎引导，它就能演变成一场横跨华北地区的群众性反洋运动，而表面上又和满清政府毫无干系。西方的愤怒和军事报复，也就可以通过把所有罪咎都归到中国农民的头上而得以避免。或许铁帽子们就是这么想的。
这一切是从山东省开始的，这个位于直隶东南的省份正好向外伸入中国海。山东西部是一个人口稠密、极度贫困的农业地区，平坦、坚硬、没有树木、含盐，被干旱和黄河的洪水掏空了。这里的男人由于自然灾害和洋鬼子带来的祸患，被迫为盗，他们当中包括运河上壮实的失业船工，由于蒸汽船和铁路的传入导致了他们的失业。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秘密帮会和强盗团伙，那是山东难以控制的边界地区的一部分，他们走私食盐和鸦片，劫掠旅行者。这就是中国的舍伍德森林1　，也是那部描写土匪强盗和超级英雄的长篇巨著《水浒传》以及其他由流浪剧团或乡村集市和庙宇中的木偶戏所表演的传奇史诗的故事背景。导致山东崩溃的原因有：中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危机和一贫如洗的士兵的遣散，再加上乡下人的穷困，这样到了1895年，随着又一次糟糕的收成，他们完全被逼到了造反的境地。
在总数超过四亿的人口当中，只有极个别的中国乡下人在1890年代见过白人。乡民原本天性纯朴，对外乡人坦诚、友好，但在危机时期，对外国的东西都怀有恐惧。他们认为西方传教士和教民们会败坏空气、破坏风水（一种无所不居的超自然存在）。只要风水好，幸运就会降临。外国的房屋和建筑，特别是尖顶教堂，被认为会刺激这种超自然存在，破坏祖坟的电话线和铁路也是如此。哪里的风水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灾祸。而哪里的外国工程师或传教士受到损害，哪里就会有外交抗议。洋鬼子正是通过引进洋药、洋教和洋货来瓦解中国社会，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武器。30年前，恭亲王曾经告诉英国公使：“带走你们的传教士和鸦片，就万事大吉。”
到了1870年，大约有250　名天主教传教士声称拥有40万中国教民。有350　名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内部争吵上，只声称有6　千名教民。他们曾经深入内地，创办学校和教堂，孤儿院和诊所，这些传教士还直接介入乡绅和村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干扰传统习惯，注入一种崭新的、外来的政治策略。在山东西部，那里的人实在太穷了，以至于稍稍富裕一点的乡绅也没几个，冲突就发生在乡民和教民之间。传教士禁止他们的教民参与任何形式的祭祖活动，也禁止他们给各种典礼和节庆仪式捐款，在乡村，这是他们艰苦贫乏的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造成了中国基督徒和其他社群的分隔，也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既渴望拯救灵魂，又想要维护账簿，传教士们常常因皈依者的增加而深感满意，即便他们是些社会渣滓——中国人将这些寄生虫称为“吃教者”——以及那些并无向善之心的家伙（他们入教不过是想在土地争讼中占点便宜）。
在宁波（罗伯特。赫德就是在那儿得到他在中国的第一份差使的），几乎所有中国新教教徒都直接受雇于那些让他们“皈依”的传教士。借此表明：基督教能让他们得到工作，并且工作也很安全。
到了1890年代，在机智巧妙而又分布广泛的反教宣传的故意煽动之下，人们对那些吃教者和传教士产生了憎恨，这些宣传品免费发放给那些当铺的主顾，他们广泛分布于江西、湖北、河南、湖南、山东和直隶。大量小册子以某种保证能激怒中国读者的方式描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私人生活和宗教习惯。罗伯特。赫德曾提到过一本这样的小册子：“非常巧妙……一个真实与错误的古怪混合物。……它明显是一位饱学之士的大作，我敢肯定：如果它不是出自一位文人之手的话，许多人恐怕更愿意将它束之高阁。”小册子谴责基督徒纵容乱伦、兽奸、阉割小孩，并利用魔法达到邪恶的目的。这些勾当，据说中国基督徒也对别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