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104章

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一点，在军事学院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决定是在他讲话后的第4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经过6天热烈讨论作出来的。决定中对于学院的工作成绩写的是：“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　“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中也仅仅是写作“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彭德怀看后，没有不满的表示，用肯定的语气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彭德怀对于军事学院的某些干部一时思想不通，以及北京有的干部说他的讲话是错误的，当时他都未予理会，认为把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反掉，他最终是会被人理解的。
第三节　总结发言的遗憾
1958年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军内闻名的反教条主义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德怀，会后30多年来，对于他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评论。他在这一历史公案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是军队落后了，应当赶快跟上来。正式“建议军委召集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根据中央这个建议，彭德怀打电话给北京的黄克诚，黄立即召集各总部首长开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并着手准备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工作。
这次扩大会，从5月27日正式开幕，到7月22日结束，共开57天。会议的规模和讨论的重点，都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彭德怀在会议中的态度和作用，也明显表现为两种情况。
5月27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参加的人数较少，没有贴大字报，会议的内容也没有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当时彭德怀的态度主要是：一方面站在会议主持人的立场，想方设法把与会人员发动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奇/书/网…整。理"…提=。供＇揭露矛盾，大争大辩，统一思想；另一方面又从军委工作领导人的角度，把自己当作整风主要对象，带头进行检查，暴露思想，“引火烧身”。他虽然在发言和插话里，也多次提到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但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在成都会议期间曾经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原是想解决别的问题，并没有准备把反教条主义拿到军委扩大会议上来。他在5月24日的预备会议上也是这样布置的，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过去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的国家机构，现在要保卫人民的国家机构，这就要解决人民军队的三大问题：一是建军原则，包括党的领导，军民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等问题。二是建军方针，原先的方针是现代化、正规化，后来主席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两个方针在1954年春高干会文件中，我们同时都用过。现在看来，只提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产生过，不如提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好。大家可以考虑。三是战略方针问题，它关系着军队三大方面的工作：关系着战争准备，关系着组织编制和各军、兵种建设的重点，关系着训练和科学研究。我们这次会议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三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在这种一致的基础上，其他的不一致，就比较好解决了。”彭德怀在会议的这一阶段，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为着把会议开好，可以说是禅精竭虑、费尽心血的。但是从会议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会议的热烈程度还是揭露问题的深度，都没有达到他预期的要求。甚至他希望着重解决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问题，也没有形成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开到6月9日，开始转入第二阶段。
这天下午，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他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军分区的不来）。另外，黄克诚在6月9日还传达了毛泽东讲的一个理论问题：说是“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这项传达，对于会议的重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教条主义开始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彭德怀对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据林彪在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时候说，毛泽东去年对会议下那么大的决心，主要是他林彪的功劳。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在军委扩大会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在他看到训练总监部关于对反教条主义争论的材料以后，就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于是他就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林彪还说：“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的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是主持人，彭德怀是批斗的对象。林彪讲的这些话，显然有打击彭德怀、抬高他自己的成分。但是他所说的以反教条主义为会议主题是他出的主意，是毛泽东作的决定，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彭德怀遵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立即调整会议部署，第二天便发出增加与会人数的通知。
6月20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正式出席的1004人，列席的438人，会场由三座门大街20号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大会主席团由32人增加到41人，真正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便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代表主席团首先讲话。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他回顾了建国以前军队中教条主义的危害，又讲到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重新复活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在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还说：“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但“这是有原因的。有些原因我可以说，有些原因我不能说。没有教条主义，至少也有官僚主义，我不逃避这个责任”。
在讲到“为什么不早点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他还流露出某些“委屈”情绪。他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的，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我有自卑感。”
彭德怀这篇讲话，表露了他对教条主义的强烈不满和早有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他自己也认为这篇讲话非同一般，曾专门把会议简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也很重视，在简报上批道：“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21日，毛泽东向大会讲话。
他说，他这几年对军事没有抓。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大家对军委、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也就是对他的批评。
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