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142章

1978年12月，在彭总被迫害致死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二中全会为他恢复了名誉。继而，在几位老革命家的倡议下，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帮助下，成立起一个彭德怀大事记编写组，准备以两三年的时间收集史料，编写出一部彭德怀大事记，把长期被歪曲、被颠倒的彭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很快，编写组就发现自己把事情估量得简单了。从1959年7月至1978年12月近20年间，彭总的手稿、笔记，大量地被销毁，关于彭总的公开的、内部的文字资料，则充斥着对他的“错误”和“罪行”的“清算”。面对连篇累版、触目惊心、大量散布的“批彭”材料，编写组深感所负之重。于是改变计划，从编纂《彭德怀年谱》入手，首先弄清彭总一生革命活动的轨迹；然后对1959年以后加在彭总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逐一考证，弄清真相，分辨是非，对有的重大问题写出专论。1983年《彭德怀年谱》的初稿编成后，编写组受领了《当代中国》丛书《彭德怀传》的撰写任务。1984年，编写组先撰写出《彭德怀传略》作为《彭德怀传》的总纲，1985年开始写作《彭德怀传》。此后，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工作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由于上述特殊的历史情况，编写组对《彭德怀传》的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所用史料依据中央和地方所藏的原始文献、各历史阶段出版的报纸书刊和与历史文献相印证的对有关人士的访问录和回忆录。编写组曾经沿着彭总生活和战斗的足迹踏访了湖南、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山西9省的旧战场和革命根据地的数十个城镇村庄；访问了彭总生前的百余名战友。从他们对彭总的深情回忆中，我们体会到人们心中的彭总形象不仅未因20年蒙尘而污损，反而“吹尽狂沙始到金”，变得更加光辉。编写组所到之处，总是得到热忱的帮助和鼓励。在此，我们要感谢当日所到的武汉、昆明、兰州、成都、南京军区和各省军区、军分区，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采访的指导和方便条件。我们要感谢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和我们所去各省、市、地、县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文化馆，是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许多珍藏的甚至是孤本的资料，使我们得以广泛阅览、探寻、钩沉，弄清了彭总一生的功业轨迹。我们要感谢众多的彭总生前的战友，他的亲人及故乡人民；感谢彭总戎马一生足迹所至之处的地方老干部、老乡亲；感谢曾参加我们举行的数十次回忆彭总的座谈会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和志愿军的指战员，是他们的回忆与评说使我们不只进入彭总的历史活动而传述他的丰功伟绩，还得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而传述他的刚风劲节；进入他的日常生活而状写他的音容笑貌；也得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评价他的功过。
撰写《彭德怀传》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从8万字的《彭德怀传略》到传记初稿的　120万字，到二稿70万字，最后压缩为本书50万字，其间曾送请60多位彭总生前战友及党史、军史界的专家指正。成书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主持召开评审会，请毛泽东传记组、朱德传记组、刘伯承传记组、贺龙传记组、陈毅传记组、罗荣桓传记组、徐向前传记组、聂荣臻传记组、叶剑英传记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负责同志进行评审。编写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传记做了多次修改和校订，使传记得以更加准确翔实。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当我们将这本书呈献于读者面前时，我们还要向编写组的顾问王政柱同志致衷心的感谢；对已病逝的浦安修同志和杜鹏程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浦安修同志曾和编写组一起万里寻踪，进行采访；王政柱同志为编写组提供了个人珍藏的史料；杜鹏程同志为传记的构想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们都曾一再披阅传稿。浦安修和杜鹏程同志直至病危还在关心着传记的情况，他们未能看到《彭德怀传》问世，使我们深憾于心。
在对彭总一生进行了10余年的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历史天幕上一颗不灭的巨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景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人探究的历史人物。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更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以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至于本书中难免出现的不周和错误之处，则望读者指正，稗来日修订。
《彭德怀传》的作者：项羊（撰写第1——2章）、蒋宝华（第3——8　章）、何定（第9——14　章）、吴序光（第15——19　章）、张希（第20——24　章）、王焰、王亚志（第25——30　章）、王焰（第31——34　章）、何定（第35——36章）、门吉寿（第37——38　章）。何定负责全书统稿。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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