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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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何况她们的恩师秋瑾,就是清末不让须眉的巾帼第一人。五年以来,绍兴、武昌、上海、杭州、南京,两姊妹叠立功绩,生死以之。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周亚卫的弟弟周进三说是夫妻动武,导致尹维峻小产而死。但尹维峻儿子裘振纲说,是因为浙江督军杨善德派人来行刺护法军的浙江首领,两个凶手闯入了裘、尹的住所,“当时裘绍不在家,尹一见两个凶手持凶器闯门而入,尹维峻和一名卫士立即扑上前去,同两个凶手进行剧烈搏斗,一个凶手被卫士当场打死,另一个凶手逃去。尹维峻的胸下被凶手猛踢猛撞,当场血崩早产逝世”。总之,这位九岁加入光复会的女子,比她的导师晚死十二年,只活了二十三岁。
1942年,国民政府为表统一抗战的诚意,开放党禁,允许建党参政。民国元年因不得参政而愤闯总统府的尹锐志,居然在陪都重庆,又挂出了“光复会”的招牌。尹锐志自任会长,副会长是她的丈夫周亚卫,而且各省分会都很齐备。浙江当时虽在汪伪治下,照样设立了光复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是裘振钢,她妹妹尹维峻的长子。
不知道尹姊姊这样做,算不算完成了老师的一点夙愿?
陈胜变了荆轲
正如民国军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说:“皖省扼东南之冲,为吴楚之襟喉,西顾鬻霍之险,中据江淮之利,地势之优,为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军,皖人之影响及于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陈胜吴广;“攘夷却虏”,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样。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争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与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杰,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惊天事业,如合肥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桐城吴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寿州孙毓筠在南京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合肥倪炳章于广州发动燕塘起义,合肥范鸿仙于江苏组织江浙联军,休宁程家柽于京师卧底肃亲王府……哪一桩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过来,皖省的革命,推动者中却有许多外地人。如今要说的,头一个就叫徐锡麟,没人不知道他。还有一个韩衍,现在很少人知道他。
【从日本绕道去安徽】
徐锡麟为什么会去安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绍兴府学堂副监督徐锡麟联手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大通学堂。看上去顺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学堂,徐锡麟身为一府的教育主管,创办大通学堂,也算响应政府号召,何况他去年已经创办“东浦热诚小学堂”,又筹划过“越郡公学”,虽然未成,足见该员热心教育,足堪嘉奖。
内里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据陶成章《浙案纪略》记录,“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匿伏藏获之所”,因为技术力量不够“同志中无通驾驶术者”而作罢(也不知道他们原计划要怎么劫钱庄,还需要通驾驶术者)。既然搞不成窝点,徐锡麟就想鱼死网破了,“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
他让陶成章帮他通知浙江各府党人同时响应。陶成章虽然人称“焕强盗”,与王金发齐名,倒还没这么热血冲动。他力劝徐锡麟说:浙江并非“冲要之地”,对周边地区辐射影响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
徐锡麟听从了陶成章的建议,将大通学堂改成了大通师范学堂,姑且培养人才。想必在两人的讨论中,去安徽——暗杀——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时响应,这样的想法,已经有了雏形。
徐锡麟是一位典型的实干家。一旦想好计划,马上丢下刚开学的大通学堂不管,一心盘算怎么去安徽起义。众人计议,最好能够进入陆军,掌握军权,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这种想法跟吴禄贞是一样的,不过吴禄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荫昌同学,又已经做到了副都统的高位,而这帮绍兴人都还是白丁。大通学堂诸人,徐锡麟最大,已经三十三岁,陶成章也有廿七岁。然而徐锡麟说“不要紧”,他找了个富商许仲卿捐了五万两银子,给光复会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与另一人是知府,另外还有两个同知。
捐这个官不是为了“指省候补”,那样任用太慢,而且也进不了陆军。他们捐官是为了让浙江巡抚寿山送他们去日本学陆军,因为朝廷其时极重留学生,日本回来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达此目的,光有官衔没用,徐锡麟又去求他的姻亲、前湖南巡抚俞廉三。他答应帮俞活动浙江铁路总经理一职。俞廉三果然极力帮忙,不但帮他们说服寿山批准五人赴日学习陆军,还写信给驻日公使杨枢新,一力拜托。
依徐锡麟与陶成章之意,五人团以及随行心腹如陈伯平、马宗汉都要赴日,大通学堂不妨关闭,免得树大招风。嵊县竺绍康等人却觉得留此校以招徕志士也不坏。徐锡麟也便由他们去,反正他一门心思回国后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并不顺利。陆军留学生监督王克敏怎么看这群人也不像留学生——一是年纪大,二是举止太土,参见鲁迅《范爱农》,作者称他们“这些鸟男人”——便以“自费生”为由,阻止他们进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徐锡麟又拍电报给俞廉三,俞廉三又电浙江,请巡抚致电驻日公使,证明他们是公费生。王克敏又在体检上做文章,结果五个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锡麟近视得厉害。
怎么办?陶成章等四人决定留下来学习法政或警务(陶成章好象没有进什么专门学校,后来清廷通缉令里说他“学日本催眠术”,这也很奇怪)。徐锡麟倒不是不想留下来,但他的眼睛近视得太厉害,年纪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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