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63章

此外，昭和十六年一月左右，由该组织负责情报的参谋陈钟乔为首，与另一名成员李国仁组成无线电班，他们主要致力于情报用无线电设备的制作，其设计的长短波无线电接收机、广播用高性能电台都是堪称优秀的无线电通信装置，而且都成功地制作完成了。只用这些设备，他们不但和重庆建立了情报通道，接收重庆方面各种指令，而且巧妙地建立了针对在日华人和满洲国人的地下电台，向他们传播抗日思想。
尽管他们实施活动甚多，且有进一步的计划，但在我××部门的积极侦破之下，上述人员终于全部被破获逮捕。
《写真周报》上在关于破获谍报组织的报道中，使用了一张模糊而且没有标注的照片，推测是在跟踪中国地下工作者时拍摄的。
从1941年年底这一地下组织试图发放抗日传单，已经印刷但没有来得及实施来看，该组织的破获时间应就在1941年12月中。
那么，这个地下组织是隶属于我国哪个谍报部门的呢？既然日方提供的资料表明该组织属于“重庆”系统，第一个可疑的目标，便是当时曾十分活跃的军统特工。
这批在日本活动的中国特工是不是军统的人员呢？
别说，从组织结构图看，还真有些像。原因是这张日本人绘制的图表中，这个“重庆谋略团”和华北的抗日杀奸团是并列的。抗日杀奸团是爱国学生自发组织的抵抗团体，曾刺杀程锡庚、吴菊痴等汉奸，火烧日军在天津的棉花仓库等，其部分领导人如李如鹏等是有军统背景的。如此看来，活跃在日本本土的“重庆谋略团”未必不可能是军统的又一个外围组织。
抗日战争前后，是军统特工组织活动的高峰期。根据杨者圣先生考证，当时军统海外特工机构包括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及其他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军统人员的回忆文献中显示，在日本本土，军统局设有至少一个情报组，其负责人为上海站站长庄心田（后来到了台湾依然是大特务，吴石案就是他经手的），而和军统合作密切的美国海军少校梅乐斯更感慨地描述军统的特工一直深入到天皇的皇宫之中。
梅乐斯的话肯定是夸张，否则以戴笠好大喜功的性格，不搞出个天皇谋杀案来他就不是戴雨农了。
耐人寻味的是军统在日本的地下组织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开，是军统档案中除台湾地区外，唯一没有解密的部分。至于其原因，似可参看廖文毅案。
上个世纪60年代，廖文毅等在日本建立所谓“台湾国”，开台独之先河，甚至派人到台北暗杀蒋介石。军统局的后身，国民党“军情局”负责人沈之岳（据说给毛主席当过收发员）派了人去报复，凡是“台湾国”部长正职的，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宰一双，直杀得台独分子无人敢当老廖的正部长。廖文毅无法发展，在台湾的家人又被军统逼迫，终于跑回宣誓效忠中国，这台独政府，也就烟消云散了。
有朋友评价：“那是军统杀手们的余晖在落日中最后的闪烁了。时代已经不同，他们必将走进历史，这种手段对于今天已经不再适合，但那份豪气和传奇，依然是让人缅怀的。”
从这起案件中可以看出，军统在日本，肯定有根深蒂固的地下关系，而且一直到战后仍在利用，故此不予公开也是一种保护。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呢！
但根据国民党早期在日本活动情况推测，其主要依赖者，当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黑社会或华侨侨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为利益服务，脚踩两只船，轻易不肯弄险，不是直接出面的一线人物。这一点，从廖案实施刺杀的杀手都是从外面派进日本就可以看出。让他们做发传单、地下广播等前端工作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军统内部人员也从无人在回忆中显示过其在日本曾有一个“谋略团”。所以，萨认为这个“谋略团”和军统应无关系。
此外，国际问题研究所王芃生部下也有在日本的组织，但规模很小，似也与此无关。
那么，会不会是共产党的红色组织，被日方误以为是重庆派来的呢？
前面提到共产党在日本的确有不小的组织。但是，根据菊池一隆和曲晓范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表明，因为发展组织过于急切，中共东京支部在1939年遭到破坏，其领导人汪叔子及36名成员被捕。而“重庆谋略团”的活动高峰似在1940年至1941年，双方存在活动时间的差异。所以这个组织似乎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
这时，一个名字偶然地进入了我的视野，那就是——伊作衡。
牺牲于1943年5月7日的伊作衡的名字，曾出现在多名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工作者的回忆之中。东北党外围组织成员刘丹华、高方被捕后，伊作衡就押在对面一侧牢房内，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帮助他们串供，终于使他们得以脱险。在入狱前，他也曾舍身掩护和营救共产党员，并节衣缩食资助同学去延安。
然而，伊作衡，却是一名国民党人。
伊作衡，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地下工作者。他和萨有一点香火之缘——伊作衡是辅仁大学学生出身，而辅仁大学正是萨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在抗战中主要以记者身份活动于东北地区，真正的职务是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奔走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四平、大连、营口等地，收集情报，宣传反满抗日，发展组织。1941年12月15日，正在做动员伪军工作的伊作衡因叛徒出卖被捕。就在此前不久，伊作衡刚刚会见了中共代表，推心置腹地表示：大敌当前，要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他在狱中受尽酷刑而不屈服，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并传递情报，还曾试图组织越狱（不幸失败）。伊作衡1943年被日伪当局杀害，年仅31岁。
伊作衡将自己的儿子一个起名“忠汉”，一个起名“忠义”。其子伊忠义曾担任齐齐哈尔市民革主任委员。
他的一段经历，引起了我的注意。《民国人物志》中记载，1940年9月，伊作衡接受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辽宁省专员罗庆春（罗大愚）的派遣，去日本东京，以留学生身份，化名富衡，担任国民党在日本的抗日团体总负责人。为与各地留学生联系，他先后到过京都、大阪、神户、长崎等地开展活动。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日对峙前线的东北地位顿时重要起来。国民党中统东北调查室、东北党务办事处合并为“东北现地动员委员会”。伊作衡被从日本召回，任命为该会哈尔滨地区负责人。
伊作衡在日本的活动时间与内容，正好与“重庆谋略团”不谋而合，所以，我推测，这个日本本土的地下抗日组织，很可能是在伊作衡领导下的，按照我方记载，真正的名字应该叫作“中华救国团”。我甚至怀疑，伊作衡，就是日本人提到的“商林森”。
然而，继续查看历史资料的结果，让我修改了自己的判断——所谓“商林森”，更像是伊作衡的前任——贾桂林。
贾桂林，生平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原来是冯庸大学学生，国民党人，曾参加在上海辅助十九路军抗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此后多次组织抗日团体。1936年，他作为“满洲国留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实际暗中发展地下组织。1940年1月，他在天津接受国民党委任的辽宁省党务委员罗庆春（当时化名魏忠诚，就是前面提到的罗大愚）委任，担任“满洲国”在日学生的抗日指导工作，以期将抗日工作延伸到日本。贾桂林回到日本后建立“中华救国团”，先后有京都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大学、名古屋医科大学、北海道等多所大学的“满洲国留学生”经秘密介绍，宣誓参加该团体活动。
“贾”，是“商贾”中的一字，“桂林”与“林森”含义相似。因此，贾桂林，很可能就是日本人所描述的“商林森”。
贾桂林在1940年夏天被捕，此后情况不明，我们只是知道他肯定没有出卖组织。所以，才有1940年9月伊作衡到日本接替他，继续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的情况。1940年底在横滨散发抗日传单的行动，应该就是伊作衡组织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