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人格》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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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荣格：神话人格
种子有两类：一为“本有”即先天便具有；二为“熏成”即后天习染而成。《成唯识论》卷二：“种子各有二类：一者本有，谓无始来异熟识中法尔而有，生蕴、界、处功能差别。　……二者始起，谓无始来数数现行熏习而有……此即名为习所成种。”这与荣格时而用“生命之起源”
（先天）
，时而用“经验之积淀”
（后天）论述和猜测原型之形成颇为相似。（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关于原型的形成和起源的引文。）
对种子的理解须参较大乘佛教对“见分”和“相分”的区分。　所谓“见分”与“相分”
，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即所谓认识之主体与客体。　但若按荣格心理学对西方哲学之推进和发展，此主体、此对象均不仅仅见之于认识活动而同时也见之于感觉、直觉、情感、想象等种种心理功能。（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荣格“原型”对康德“范畴”的发展。）在佛学瑜珈行派和唯识宗里也是如此，“八识”的每一识体上都既有“见分”又有“相分”
，从而人的认识和感觉都或者是用识体的“见分”去“缘虑”
、“了别”和把握“相分”
，或由“相分”导致“见分”的“缘虑”与“了别”。这类似于荣格原型和原始意象不能直接把握，只能从梦、幻觉、想象等具体精神现象中见出的思想，也得似于荣格经验和意识处于“两面受敌”境地的思想。　例如：
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这种无意识心理从后面和从内部影响我们的意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从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　（ＣＷ，Ｖ。１５，Ｐ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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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的先驱　９３１
当我说到“意象”
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对外部对象的心理反映，而是……一种幻想中的形象即一种幻象。这种幻象只是间接地与外部对象的知觉有关。实际上，意象更多地依赖于无意识的幻想活动，并作为这种活动的产物，或多或少是突然地显现于意识之中。“
这些说法显然与“种子”
、“见分”
、“相分”的说法有类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荣格始终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心理学的范围而避免了对世界之实在性予以否定。　荣格的经验主义态度和现象学态度，使他得以免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独断。　同时，荣格建立在常识和经验基础上的大量说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阐释佛学义理之可能。　在我看来，大乘佛学的“八识”说，虽然强调了“识”特别是阿赖耶识是一切精神现象之“见分”
，但这不过是在世人所执之客观世界的解释（俗谛）之外，另外赋予一种超越性的解释（真谛）。我始终认为：包括唯识宗在内的大乘佛学并没有在自己的全部思想中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　强调“万法唯识”只是要修行者超越“俗谛”进入“真谛”
，从而可望在“俗谛”与“真谛”
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这恰好与践行大乘教义者既出世又入世的生活态度相吻合，同时也解释了“中观”之真正含义即一种现象学的态度。《中论。　观四谛品》云：“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入涅。”这完全是居持“中道”
，于“有”
、“无”两边均无所执著的“中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荣格并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同时却在着眼于种种经验和精神现象的同时，超出通常的唯物主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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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谛）
，而在更高的意义上赋予“经验”和精神“现象”以无意识原型这一超越性解释（真谛）的做法，在重建精神家园以便在利欲熏天的红尘中多少发挥一点“济世”
、“救溺”
的作用，两者之间在精神意向上仍有某种共同之处。
二、荣格与尼采
尼采对荣格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最早的著作中，荣格就对尼采进行过讨论。　那些和他最熟悉的人，几乎都听他谈起过在他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尼采作为哲学家、诗人兼心理学家，对他有过的重要影响。　在自传《回忆、梦、反思》中，荣格谈到在医学院学习期间曾不得不压缩和削减自己的哲学阅读时这样说道：
随之而来的实习期使我忙得几乎没有时间涉猎专业之外的领域。　我只有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读康德的著作。　同时，我也刻苦攻读爱德华。　冯。　哈特曼的著作（他那时正因其著作《无意识哲学》而声名卓著）。尼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列在我的阅读计划里，但我一直犹豫、延宕着没有去读他，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的准备还不充分。那时，尼采一直受到据称很有资格的哲学研究者们的讨论。　这些讨论通常都是对他的攻击，由此我可以推知：他在上流社会中激起了敌意。最高的权威当然是雅可布。　布克哈特，他对尼采的许多批判性评论传布极广。何况，在巴塞尔大学还有一些人与尼采有过个人交道，能够兜售各种各样对尼采颇为不利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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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尼采的毁谤刺激了荣格的好奇。　他之所以一直犹豫、延宕着不去阅读尼采，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害怕自己太像尼采，害怕自己会落得和尼采同样的命运。　——“使得我望而却步的是一种隐秘的恐惧，即害怕我也许会和他一样。”
（同上）尽管如此，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结果是荣格以极大的热情沉浸于尼采早期散文集《不合时宜的沉思》，以后又沉浸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阅读。《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荣格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按照荣格的说法，这本书“就像歌德的《浮士德》一样，是我的一次最大体验”。
不过他仍然随时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地，我必须从它退回到经验研究这一较为安全的地基。　当然，暂时的退却并没有使这本书就此被束之高阁，相反，正如我们看到的，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９年，在整整五年时间内，荣格和他的研讨班的学生们一起，再次回到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研究。　这次研究在荣格二十卷文集之外，产生出两大卷（约１６００页）研讨记录——《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在我看来，此书是用“放大”的方法进行文本阐释的范例，因而如同荣格的二十卷文集一样值得认真研究。从医学院毕业后，荣格成为苏黎世布尔霍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此后不久便有了与弗洛伊德那次历史性的会见。荣格后来谈到这次会见时说：令他惊奇的是，弗洛伊德这位阅读广泛、学识渊博的学者，居然坦率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读过尼采的著作。这不禁使他对弗洛伊德产生了几分怀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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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怀疑终于使他确信：弗洛伊德对爱欲的过分强调和对权力欲的忽视，与其说是弗洛伊德不同于阿德勒之所在，不如说是弗洛伊德不同于尼采之所在。　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弗洛伊德（不管出于什么缘故）没有对尼采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弗洛伊德决裂后，在随之而来的孤独和大战期间的沉寂中，荣格仔细重读了尼采的著作如《超越善恶》、《快乐的科学》、《道德谱系》等（当然也没有遗漏《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次，尼采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更加确信：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植根于他的人格；反过来，从一个人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作者的人格。　在荣格看来，尼采极大地发展了直觉这一心理功能：“尼采极大地利用了直觉的资源，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使自己摆脱了理智的羁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他的直觉带领他超越了纯粹的哲学体系，进入到艺术创作的领域，而这一领域在极大程度上是哲学批评所不能企及的。　这里，我当然是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不是指他的哲学格言集，后者因主要采用理智的方法，毕竟是哲学批评所能达到的。　但如果说直觉的方法毕竟是可以谈论的，那么，在我看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最好的例证。　它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非理智但却仍然是哲学的方式去把握问题。在荣格看来，尼采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的兴趣更多地是在心理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