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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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奴隶则是无所谓墓葬的，他们生前像牛马一样被奴隶主奴役，而最后或被当作殉葬人，或被作为人牲杀死，或死后被随意抛置。除上述在贵族墓葬中发现的殉葬人或被杀祭的人牲以外，在考古工作中经常发现的被弃置于垃圾坑中的、甚至是被肢解了的人骨，正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写照。
第八节　中国古代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商代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数百年之久了，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商代的文字可以甲骨文作为典型代表。甲骨文是189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被发现的，迄今已经出土了10余万片。其中1936年发掘的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甲骨17096片，是殷墟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尤其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7000余片，其中刻有卜辞的有4589片，而且地层关系明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91年又在花园庄东发现了一坑（H3）甲骨，共计1583片，其中完整的有卜辞的龟甲近300版，一版多者达200余字，是一次重要的发现。
甲骨文又称为卜辞，主要是商代晚期占卜以后刻在乌龟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等上面的文字，也有少量记事刻辞。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500字左右，目前已经认识的还不到1/3。甲骨文中不仅已经有了象形、会意、指事等文字，而且形声字已占了不少的比重，说明甲骨文是已经基本发展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关于农业生产受年（祈求丰年）等的记载，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文历象的记录，有关于征伐土方、人方等方国的记载，有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有商王祭祀祖先之时杀戮人牲的记载，又有关于田猎、疾病等等的记载，为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指出的是，甲骨文的出现也与青铜工具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2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青铜钻，呈菱形柱状，下端为圆弧形刃，长5。5厘米，刃宽0。8厘米，与同出的牛卜骨上的圆钻孔正好相合，说明这是用于钻凿卜骨的工具。
除了甲骨文以外，前面已经谈到，在商代青铜器上也铸有文字，我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简称金文，其基本结构与甲骨文是一致的。到了商代末期有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长达50字的记事性铭文，同样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在玉器、石器或陶器上，也发现了少量的刻画或书写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陶器、石器等上面曾发现墨书或朱书的文字，而且笔锋清晰，这是当时已经使用毛笔书写的有力证明。
第三章　西周的青铜文化
商代末年，居住在渭水流域的周族逐渐强大起来。由于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十分荒淫暴虐，引起广大平民及奴隶的强烈不满，纣又连年征伐东夷，首都空虚。公元前1045年3月，周武王乘机率领庸、蜀、羌、髳〔mao矛〕、微、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甲子日两军在牧野对阵，商军“前徒倒戈”，纣王兵败自焚而死，周武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周朝。　自周武王建国至周幽王灭亡（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因为其首都在镐京（今陕西长安）等地，史称西周。
周朝建立以后，除对反叛的商人旧部及东方与国等进行征伐以外，还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如封周公于鲁、封召公于燕、封康叔于卫、封太公于齐等，建立了较商代版图更为广大的国家。并“制礼作乐”，加强宗法等级制度，使西周的统治得到迅速的巩固，奴隶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列鼎）制度，奴隶主贵族的墓葬等级分明。此时青铜酒器大为减少，出现了簠〔fu府〕、盨〔xu许〕、匜〔yi夷〕及钟等青铜礼器。青铜器铭文有了高度发展，长篇铭文大量出现，为巩固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大造舆论。并且，青铜礼器的器形与纹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质朴粗放的新的风格与面貌。此外，青铜武器与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织业与建筑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节　庄严稳重的西周青铜礼器
西周时期的青铜冶铸业较商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初、中期的铸铜遗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有用块状土坯砌成的大型熔铜竖炉，直径已达1。6—1。7米。还发现有陶质鼓风嘴，可能此时已用皮制的橐〔tuo驼〕进行鼓风。经过对炉壁熔点进行测定分析，炉温已达1200℃—1250℃。
在青铜冶铸业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西周的青铜器，尤其是礼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礼器的种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来说，西周初期周王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曾严厉禁酒。如《尚书·酒诰》所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此，青铜酒器的种类与数量大大减少，尤其是饮酒器爵、角、斝、觚、觯及盛酒器尊、卣、方彝等大为减少，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已很少见。此时青铜礼器以鼎最为重要，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用鼎制度，一般称为列鼎制度，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分等级。列鼎就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形制和纹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或相同的成组的奇数的鼎。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汉代人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九鼎的第一个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五鼎，其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豕、鱼、腊、肠胃（或肤）。三鼎所盛为豕、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据《仪礼·士冠礼》所记，一鼎盛豚，为士一级所用，称为“特”。并且，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奇数的鼎还要用偶数的簋来配合使用。即九鼎用八簋相配，七鼎用六簋相配，五鼎用四簋相配，三鼎用二簋相配。这种九、七、五、三、一鼎称为正鼎，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内盛用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时期的王陵尚未发现。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小克鼎一套大小七件，克的官职为膳夫，被周王派遣“舍命于成周”，其地位约当周王之卿，正合七鼎之制。陕西宝鸡茹家庄M1甲西周穆王时期＇弓鱼＇〔yu鱼〕伯后妻（儿）墓出土五件列鼎及四件簋。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长甶〔si思〕墓出土四件圆鼎，为牲三鼎及羞一鼎，同出还有簋二件。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中期五号墓出土铜鼎一件及簋一件。这些都是西周时期出现列鼎制度的证明。这种列鼎制度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此外，在西周中晚期还出现了新的盛黍稷稻梁的青铜食器簠与盨。簠，古代文献称为瑚〔hu胡〕。长方体，其特点是盖与器的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并且大都有双耳及矩形足。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盨，体为长方形圆角，敛口，鼓腹，双耳，圈足或四足，有盖。使用时间不长，春秋初期已较少见。再有，西周中晚期又出现了新的水器匜，形状似觥，椭圆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四足或三足。用来代替盉，盥洗时用来浇水，与盘配合使用。匜一直流行到春秋战国时期，下有圈足或无足。
在西周时期，青铜乐器有了飞跃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开始出现了钟（图13）。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与音乐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钟是悬挂起来、用木槌（或木棒）敲（或撞）击的乐器，是中国古代金石之乐的主体。从形制上来说，钟顶上有圆柱状的甬的称为甬钟，用来侧悬；钟顶有半环形钮的称为钮钟，用来直悬；钟顶为扁平兽形钮、下端为平口的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