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20章

嵩烩Y”等；赵国的“蔺”、“离石”圜钱等；燕国的“明匕（货）”圜钱等；齐国的“賹〔ai爱〕化”、“賹四化”、“賹六化”圜钱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　青铜度量衡器的出现
度量衡器是测量长度、容积或重量的器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牙尺，分寸刻画，采用十进位制。经实测，一尺约为15。78—15。80厘米。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实物租税逐步代替劳役地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了便于商品交换与征收赋税，精确耐用的青铜度量衡器出现了。传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战国铜尺，扁平长条形，长23。1厘米，宽1。7厘米，厚0。4厘米，一侧刻10寸。
战国青铜量器最著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制作的标准量器方升。长方形，一端有柄。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器身左侧刻铭文32字：“（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即以161/5立方寸的容积为一升。说明此时已经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时期在数学运算和器械制造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经计算，一升为202。15立方厘米。底部后来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就是以商鞅方升作为标准的。此外，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战国时期齐国的青铜量器：子禾子（田和）釜、陈纯釜、左关＇釒和＇〔he合〕。子禾子釜经实测容积为20460毫升，推知一升为204。6毫升。子禾子釜腹部表面还刻有铭文90余字，说明左关釜以仓廪之釜为标准，如关人舞弊，应予制止或处以刑罚，表明当时对量器已有校量与管理制度。
战国时期的青铜衡器有铜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环形权。例如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楚国天平与铜环权。天平为木杆（衡），扁平条形，长27厘米。正中钻一孔，孔内穿丝线作为提钮。杆两端内侧0。7厘米处各钻一孔，内穿丝线以系铜盘。铜盘直径四厘米。铜环权一套共计九枚，分别为半斤、四两、二两、一两、12铢〔zhu朱〕、六铢、三铢、二铢、一铢。据半斤权重125克推算，当时楚国一斤重为250克。这种天平和铜环权大概是用来称量楚国的黄金货币（郢称等）使用的衡器。一种是半球形权（少数呈瓜棱形等），顶端有鼻钮。例如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高奴权，上面铸有铭文16字：“三年，漆工巸（熙）、丞诎〔qu屈〕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此外，并加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秦二世元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权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重30750克。据此推知战国秦一斤约合256。3克。此种形制的秦权，也有用铁铸造的，上面往往镶嵌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的铜诏版，建国以来在山东文登、内蒙古敖汉旗老虎山、山西左云等地均有出土。
第五节　铜镜、带钩与铜灯的普遍应用
在古代，最初人们是用陶盆盛水以鉴容，因此，盆又称为鉴。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开始用青铜来制作镜子。多为圆形，正面微凸，光洁明亮，用以鉴容。背面中间有钮，用以系绳悬挂。周围铸有纹饰，富有艺术性。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镜是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四面商代晚期的铜镜。圆形，有的背面铸有叶脉纹、连珠纹等纹饰，中央有半环形钮，制作粗糙。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铜镜发现也很少，说明在青铜礼器发达的时期，青铜生活日用品的生产是不发达的。
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青铜礼器衰落了，而铜镜等日常生活使用的青铜器的生产大为发展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例如在湖南长沙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约四分之一都随葬有铜镜。楚国的铜镜主要有山字纹镜、蟠螭纹镜、四兽纹镜等；往往以细密的羽状纹作为地纹，含锡较高，制作十分精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铜镜可以作为中原地区的代表，工艺十分精湛，有金银错镜、镶玉嵌琉璃镜、镜面与镜背分别用含锡量不同的青铜制成的复合镜等。此外还有武士骑马持剑与野兽搏斗的狩猎纹镜等，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十分生动。
秦汉以后，铜镜继续发展，出现了铸有铭文的铜镜，尤其是透光镜（即当光线照射到铜镜正面时，能反射出镜背面纹饰的大致图像）的出现，反映了制镜工艺的高度水平。隋唐时期铜镜制作工艺达到了高峰，如瑞兽葡萄镜、月宫镜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明清时期玻璃镜开始流行，取代了铜镜，成为主要的鉴容用器。
在日常生活用品中，铜带钩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普遍的使用。铜带钩是革带（腰带）上的带釦（扣），一般为琵琶形。前端较细，作成钩首，多呈兽首形。钩身微曲。后端粗圆，背面有圆钮。钩首与圆钮分别扣入革带两端的孔中，用以束腰。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铜带钩，时代早于周边地区的发现，说明带钩首先是中原地区发明的，而不是北方鲜卑族的创制。战国时期的带钩以铜带钩为主，此外，还有金带钩、银带钩、铁带钩与玉带钩等，有的制作非常精致，不仅实用，而且是精美的装饰品。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包金嵌玉银带钩，长18。4厘米，呈琵琶形，底为银托，面为包金的浮雕兽首，上面嵌有三个白玉玦，两端的玉玦中心又各嵌有一颗料珠，钩首用白玉制成，十分精美，代表着战国时期工艺技巧的高度水平。秦汉时期带钩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带钩衰落，被铰具（带扣）所代替。
在日用品中，青铜灯在战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内盛油脂或蜡烛，点燃用以照明。其形状多仿陶豆，但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造型复杂生动的精品。例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银首人形灯等。其中银首人形灯，高66。4厘米。中间是一个站立的身着长袍的男子，头系银质，两眼嵌宝石，面部表情愉悦恬静。右手握一条螭龙，螭龙口衔一个高高的灯柱，柱顶为灯盘。灯柱上又有螭龙蟠绕，并有一只猴子在攀援。左手亦握住一条螭龙，螭口托住另一个矮灯的灯盘。造型生动，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战国时期除铜灯以外，还有陶灯与玉灯等。秦汉时期青铜灯更为盛行，著名的有河北满城西汉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等。
第六节　玺印、符节的出现与使用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印，但目前在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制度，官吏改由各诸侯国君来任命，任命需要授予凭证，因此，作为官吏身分与权力凭证的官玺也就随之产生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私人之间交往增多，也需要代表个人身分与信誉的凭证，因此，私人玺印也得以出现。总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之下，作为公私凭证的玺印发展起来了。战国玺印主要用青铜铸造，此外还有玉、银、琥珀、琉璃、骨、角、陶印等。印面形状多为方形，还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曲尺形等。印上有小钮，多为鼻钮，以备穿系，以便将印佩在身上。印文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两种，章法布局，古朴巧妙，又是优秀的艺术品。玺印在战国时期主要是用来钤印于封泥之上，用来封缄简牍或物件，防止私拆，并作信验。此外也钤印于帛上或陶器的湿坯上，或烙在马匹身上。官玺个体较大，一般边长在二厘米以上，印文多为地名和官名。例如“乐阴司寇”、“司马之玺”、“夏屋都司徒”、“上谷疆丞”等。私玺较官玺个小，常见边长1。5厘米者。一般为姓和名，例如“王买”等。此外还有吉语玺和肖形玺。吉语玺的印文有“出入大吉”、“忠信”、“敬事”、“昌”等。肖形玺印文为各种动物（虎、鹿等）或人的形状，简括生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规定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一般官吏及私人的印只能称为印，从此，一般的印通称为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