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51章

重点班。在小学里，老师们表示要考虑孩子父母的情况，因为受过教育和经济上
可靠的父母的孩子一般在学校里表现都比较好。
可是，当地官员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上”存在着对恢复的重点学校的批评。
这就引发了对重点学校的一片反对声，这在1981年底的报刊上短暂地出现过。
这种评论从本质上说（即使程度不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音的共鸣。有关这
些学校的这种论点，自1976年以后还是首次出现在报刊上。一位作者列举了三
点原因，建议再次取消重点学校：（1）它们对普遍提高教育质量起不到作用，
因为它们压抑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热情，而只使少数人得益；（2）它们
无益于整个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因为它们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习有损害；（3）
它们不利于普及教育，因为它们浪费财力、物力。①但是，公开争论很快就中止
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
这种突然爆发的对重点学校的反对，是正在发生的争论的一部分。所争论的
问题是：有关“分班制”的做法，或者说，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根据他们的能力
分别施教；由于每一级学校需有升学考试，重新使教育制度采取不灵活的僵硬做
法；为争取提高升学率而随之出现竞争。所有消息来源认为，填鸭式教学和竞争
情况比1966年以前更为厉害。老师们几乎一致赞成“正规化”，赞成有明确标
准和要求的全国统一教学课程：固定的课程进度，并通过一整套的小测验、平时
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来强化，所有这一切就是要彻底恢复1966年前的制度。
不过，针对这些细节而进行的争论中的合理教学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被采纳了。例
如，教师们欣然承认，把学生按智力划分成不同班，使教学较方便，但仅对最聪
明的学生有益。因此，如听任这种制度的缺点泛滥，甚至老师也会有理由批评的。
但是，任何纠正措施都要由领导部门决定，他们有责任制定这一制度的集中统一
规则。可以预言，假定两条路线斗争还存在另一逻辑的话，那就是，纠正措施不
会以指责新制度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指责新制度的前身的形式出现。
在答复1981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代表们提出的批评意见
时，教育部长蒋南翔承认，由于有那么多弊端，升大学的竞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
激烈。但他解释说，重要原因是，中等和高等教育比例失调。他回顾说，当50
年代初期首次采用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时，也没有造成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因为在
早先那些年中，甚至还没有那么多中学毕业生能满足大学的招生人数。接近60
年代，高中教育大力发展以后，升大学的各种竞争情况才出现。他认为，那时高
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30％—40％之间。改变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66—1976
年10年间过早普及高中教育。结果每年高中毕业生中只有4％—5％的人能上大
学。这位部长最后说，这一“极其激烈的竞争”并不是恢复入学考试的结果，而
是由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业生和数量很少大学招生名额之间空前尖锐的矛盾所
致。①
因此，所有争论意见得出同一结论：中等教育的目的是为升大学做准备，既
然只有很小一部分毕业生能继续深造，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缩减中学招生名额，
重新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在重点学校上。根据这一判断，高中毕业生人数从1979
年的720万人的高峰降到1981年的480万人。在三年内，将另减100万人。1981
年接收的高中一年级新生只有320万名。②
高等教育
不过，在第三级，在所谓弥补文化大革命10年损失的努力中，这些数目都
在反向变动。那些认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意见受到特别重
视。全国入学总人数从1976年的56。5万人上升到1981年的130万人，同期高
校数目从392所上升到704所。③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们认为，像中国这样规模
的国家应有约200万大学生，这是1990年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直
接转向西方资本主义，把其作为获得援助和专门技能的来源。世界银行给中国提
供的第一批贷款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用于购置设备，并为进一步发展全国电视大
学网络提供资金。在1978至1981年间，有1万余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被派到国外
学习和研究，大多数去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到美国的人数最多。①
在这一体制中，其他各级所必须坚持的集中统一的倾向，在高校一级也是明
显的。国家统一的课程由教育部准备。全国的学生和教师都得接受其不可改变的
规程，正如他们在50年代时首次引入中央统一课程时那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9章中有阐述）被取消了
靠半工半读教学大纲维持的全省分支网络。保留下来的主校采纳了这种统一的课
程及教育部颁布的“正规”农业大学的全日制教学大纲。
同时，大学知识分子从至少老一代认为是被毛主义压抑的30年中解放了出
来。实际上，所有过去的右派分子和阶级敌人都被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所有这
些人都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而且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条件很快得到
了改善。不过，很多人仍不满足似地回顾他们的过去，看看国外同行，比比自己，
仍不甘心。他们的这些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毛以后领导人的兴趣是一致的，他们
想使西方技术成功的秘诀适用于现代化建设。而他们初期的努力是巩固某些教育
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最早是50年代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来的；与此同时，他们
试图把西方教育特色尤其是美国教育特色掺到苏联模式中去。这个有争议的混合
物，究竟能演化成什么样的新形象，仍有待来日决定。
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方式已经不满意或不赞同了，这表现于70年
代后期在现代的口号下而被奇妙地恢复了的一场本世纪初的论战中。所辩论的问
题是，中国社会要有多大变化才能使西方科技满足其经济繁荣的希望。1983年，
党的领导人十分忧虑地发起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其目的之一是反对
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东西。但在一件事情上，现任党的领导和大学知识分
子是完全一致的：根据延安经验而取得的任何经验应该坚决地放回到最初产生它
们的农村中去。
就业与青年
在农村，年轻人从童年开始就成为劳动力，实际上，他们辍学是为了从事各
种不同的农副业，以增加家庭收入。在城市，这样的机会就不太多。毛以后的政
府在处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方面采取与其前任十分不同的策略。文化大革命10
年提供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措施是促进中等教育的普及，当时的
原因是担心青年人可能会上街。中国学校当局和香港被采访者均引用过这个原
因，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1978—1979年首次宣布政策时，一些地区起先拒
绝减少中学的招生名额。第二个措施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采取的把城市青年分
配到农村去工作的做法。
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代价的是几百万年轻人，
他们从来就没有与农民结合为一体，即使他们可能学会了与农民一起生活。他们
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农村。正是在这批知青中（在文革十年中下乡的），产生了不
同政见的倾向——虽然他们几乎仍然遵守老的毛主义“造反有理”的口号。这个
口号在60年代后期把他们鼓动了起来。有些人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自由化，有些
人坚决反对这种要求。
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代人都回到了城市，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回城市的途
径，但由于1978—1979年政策的改变，他们仍会被允许返城。他们的返城引起
了一个大量失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后来允许他们从事个体或集体经营而逐渐
缓解，而以前这是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禁止的。城市的知识青年以后都允许留
在城市。可是，还得寻找办法来处理许许多多在早熟年龄走出校门，而生活又无
多少前景的年轻人的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是，既降低出生率，又提高城市就业
机会。同时，小学入学年龄在70年代后期正式规定为6岁，但后来，为与缩减
中学入学名额的决定相协调，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