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162章

制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
先，因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
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
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
技术以及具有较高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
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
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
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
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政府将互助组
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内长
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
动类别越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
人的劳动究竟应得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
的那位农民说道：
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
时候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
流长。如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
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
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
寄望的生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
而，在对互助组进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年末，政
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
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
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②
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
这一制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
方都有交售公粮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
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
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
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
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①
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
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
在减少时，他们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
常不是共产党政府，因为至少在终于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前
贫农中间，新政府拥有很大的合法性。此外，新政府也太过于强大，
难以向其公开挑战。这样一来，经济窘迫的压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
组成员之间的争执。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农民（他自己就是个互助
组领导）的话所示，争吵的矛头常常指向互助组领导和记工分的方
法。“大家总是不满意，总有人指责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儿”。②对领
导和工分的争吵将始终伴随农村向更高级的集体化组织过渡的每一
新的步骤。
农村确实在向更高程度的集体化迈进。不管普通农民是否认识
到这一点，互助组只不过是走向彻底集体化的准备。
①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看林耀华：《金翅：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杨庆堃：《共
产主　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
①　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施坚雅：“中
国　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1964—1965）。
②　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页。
①　莫顿弗里德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一书第99—134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忠诚方面最系
统的分析。
②　有关这方面的权威的社会学研究，请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系组织》。
③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就有不少人论述这种差别，如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
过渡　初期的中国乡村》；威廉欣顿：《翻身：中国乡村革命的证据》；伊莎贝尔和戴维克
鲁克：　《一个中国乡村的革命：十里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莫顿弗
里德：　《中国社会的组织》。
①　参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04—109页。
②　关于这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见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③　理查德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页。
①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
题　的报告”，见《刘少奇选集》，第29—47页。
②　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
①　见欣顿：《翻身》，第479—508页。毛的这一讲话发表于1948年4月1日，在《翻身》
一书　中录有其摘要，第486—487页。
②　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
力　（1949—1956）》。
③　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页。
①　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以及杨庆堃：《一
个向　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页。
①　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页。
②　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页，以及杨庆堃：《一个
向共　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
第61、　90页。
①　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页）。
这　一时期税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页。
②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
初期　的中国乡村》，第163—165页。
②　见威廉欣顿：《身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页；维维恩舒：《过渡
中的　农民的中国》，第153—191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第　203—214页。关于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
117—　12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②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页。
①　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
第　138—142页。
②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社会改造（1955—1963年）
集体化
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组的方法预示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首先是
声势浩大的宣传，以使农民确信新农业组织形式是自己的长远利益
所在。然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新形式
与农民过去所习惯的形式只是稍有不同，而且显然符合许多农民的
最大利益。接着是那些控制着农村经济命脉的国家机构的转变——
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组织，他们在经济上就将处于不
利地位。同时，新组织也朝着有利于国家把农业剩余输往城市工业
的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对此感到气愤，但并没有直接抵制，因为绝
大多数农民在还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发
现他们被以隐蔽的方法置于一种新的境地。有少数几个确曾抵制的，
恭候他们的是迅速而强大的政治压力。①
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