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满清是中华全面复兴之必要条件》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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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注释略，详见附件）
附录四：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历程纪要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乾隆是如何来完成他的历史任务吧。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说是为了“访求遗书”，“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一开始，还比较客气，如明确规定，凡是从书店或私人家里收集来的图书，要“量为给价”。如系手抄本，则“缮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还下旨意：“毋使吏胥籍端滋扰”。但诏书下达后一年过去了，竟没有收集到一本书。
你别着急，专制独裁者有的是办法。敬酒你不吃，那么，等着你的，是另外一种酒，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手段。
话又说回来，皇上下诏求书，天下为何竟无一人献书呢？这就得归咎于文字狱了。自从满清入关，征服了汉民族以后，建立了大清王朝。先是以武力征服，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较顺利。接下来则是文化征服，除了在服装及头发的式样上作了硬性规定（不服从的就杀），还必须在思想上统一，思想上统一首先要文字上统一，于是就有了文字狱。凡是看了不该看的书，写了不该写的字，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对于文化上的征服，清朝统治者感到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也明白，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远比满族的文化要先进得多，要在文化上征服汉族，谈何容易？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禁”和“杀”。不该看的书，不该写的字（文），都在“禁”之列，谁犯了“禁”，轻则本人杀头，重则满门抄斩。至于什么书属于不该看，什么字属于不该写，当然由清朝统治者来决定。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一直在实行，而且也确实收到了效果，读书人附首贴耳了，诚惶诚恐、心悦诚服了。但是，正由于如此，他们不敢把家中的藏书缴出来，生怕万一书中有什么违禁的字或文，岂不大祸临头？
乾隆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下面不肯上缴藏书，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官的怕麻烦，宁肯少收，不愿多收。二是藏书的人怕上缴的书中有问题，害怕因此引火上身，惹事生非。今天特向大家说明，只要是自愿上缴的书，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字和文，也无关紧要，这书都是前人写的，与今人有何关系？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决不会出尔反尔，于上缴的书中找岔寻疵，追究藏书之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你们把我上面讲的话要明明白白的向下面传达。如果藏书者依旧不肯上缴或少缴，将来一旦发现，那后果要由其自负了。”什么“后果”？官员们心中都明白。
乾隆征书的重点是江南，而重中之重则是江浙两省，这两个省也正是文字狱多发之地。而对东北（清王朝的发祥地），则下令“风俗淳朴，不必征书”，可见乾隆征书虽然名义上是向全国，实际上是有的放矢，有明确的目标。
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了一道圣旨，下令各地总督、巡抚，限期半年之内办妥征书之事，如逾期没完成，则“唯该督抚是问”。过了几天，乾隆又下了第二道圣旨，这道圣旨是专门发给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浙江巡抚萨载、三宝的，圣旨中具体到指名道姓，指出什么地方什么人的藏书丰富……圣旨中说：“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爆书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都是著名的藏书之家，还有不少，不胜枚举……或有散传民间各处，亦须一一查找，自不至湮没人间。”正是细致具体，面面俱到。圣旨中所例举的藏书大家，果然都在江浙两省。
一再摧逼之下，当然收到了效果。两江总督从盐商马裕家中拿到了185种书，但皇上嫌少，指示要“多多益善”。浙江巡抚也从鲍士恭等人家中拿到书1900余种，天一阁后人范懋柱也表示“愿意献书”。一些官吏也纷纷献书，到了次年（1774年），各省收到书籍已有一万多种。
但是，乾隆爷并不满意。在上朝时他对官员们说：“这次收来的书中，竟无一本违禁之书，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明朝末年野史甚多，各种传闻邪说，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小衲苋纹淞鞔空庵治ソ笆椋懔绞∽疃啵鳌⒑痢⒚龉愕鹊乜峙乱灿小ｋ薇鞠氤么舜握骷煜虏厥橹潮阆傥ソ笆椋绽吹氖橹芯刮抟槐拘笆椋癫黄嬲撸俊币虼耍∠铝罴绦魇椋姨乇鸸卣眨杂凇耙於诵八怠薄ⅰ摆俦境敝椋圆荒芊殴槐荆欢ㄒ辖沙ⅰＷ跃跎辖烧卟蛔肪渴榈闹魅耍绮皇亲约褐鞫辖桑潜凰巡槌隼吹模唤鲆肪渴橹鞯淖铮挂肪恐靼旃俚淖铩Ｇ≌魇榈恼媸狄馔迹恼婺浚链丝晌酵记钬笆准?br />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此时已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他要编纂一部其中没有任何他所认为的违禁文字的全书，以使大清王朝在思想上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能永远奴役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他真是一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皇帝。
公元1776年，江西巡抚海成向乾隆递了一个奏本，奏本上说：“搜买及民间缴呈应毁应禁书有八千余部之多，……恳清能展限时日，以便继续搜求。”海成的卖力搏得了乾隆爷的欢心。但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他知道民间各种藏书还有的是，他是下了决心要把所有违禁之书挖净掏尽的。因此，一次趁上早朝之际，他对大臣们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还是江西巡抚最为积极……而江浙两省虽然也上缴了一些书，但其中竟无一本禁书，而江西一次就上缴八千多部禁书，这说明什么？说明江浙两省的督、抚办事不力。从今日起，江、浙的督、抚及其下属官员，应雷厉风行，严加查访，务必使一切违禁书籍上缴，若再拖延，或有隐慝不缴者，不但要惩罚书主，且要追究督、抚及其下属官员的责任。就怕到时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呵。”到此时，乾隆也不再有所顾忌，干脆把征求藏书说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