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风景游记卷》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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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康路下车，走过去就是贡院西街。我走来走去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那座已经成为夫子庙标记的亭子。但我毫不怀疑，那拥挤的人群，繁盛的市场，那种特有的气氛，是只有夫子庙才会有的。晚明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提到这一带时说：“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这样的气氛，依然保留了下来，但社会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一切自然也与过去不同。
与三十年前相比，黄包车、稀饭摊子、草药铺、测字摊、穿了长衫走来走去的人们都不见了；现在这里是各种类型的百货店、饮食店……还有挂了招牌，出售每斤九角一分的河蟹的小铺，和为一个热闹的市井所不可少的一切店铺，甚至在路边上我还发现了一个旧书摊。
穿过街去，就到了著名的秦淮。河边有一排精巧的石栏，有许多老人都在石栏上闲坐，栏杆表面发着油亮的光泽，就像出土的古玉。地上放着一排排鸟笼子。过去对河挂了“六朝小吃馆”店招的地方，现在是一色新修的围墙。走近去凭栏一望，不禁吃了一惊。秦淮河还是那么浅，甚至更浅了，记忆中惨绿的河水现在变成了暗红，散发出来的气味好像也与从前不同了。
在文德桥侧边是新建的“白鹭洲菜场”。卡车正停在门口卸货。过桥就是钞库街，在一个堆了煤块的曲折的小弄墙角，挂着一块白地红字搪瓷路牌，上面写着“乌衣巷”。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巷口是一片照得人眼睛发花的火红的夕阳。
乌衣巷是一条曲折的小巷，不用说汽车，脚踏车在这里也只能慢慢地穿过，巷里的人家屋宇还保留着古老的面貌，偶然也能看到小小的院落、花木，但王谢家族那样的第宅是连影子也没有，自然也不会看到什么燕子。
巷子后半路面放宽了，两侧的建筑也整齐起来。笔直穿出去就是白鹭洲公园，但却紧紧地闭着铁门。向一位老人请教，才知道要走到小石坝街的前门才能进去。我顺便又向他探问了一些秦淮河畔的变迁，老人的兴致很好，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能吃到可口的蟹粉包子和干丝的地方，但也时时流露出一种惆怅的颜色，当我告诉他三十多年前曾来过这里时，老人睁大了眼睛，“噢，噢，变了，变了。”他指引给我走到小石坝街去的方向，我道了谢，走开去，找到了正门，踏进了白鹭洲公园。
这是一处完全和旧有印象不同了的园林。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了草地、新植的树木和水泥制作的仿古亭台。干净、安谧，空阔甚至清冷。我找了一个临水的地方坐下，眼前是夕阳影里的钟山和一排城堞。我搜寻着过去的记忆，记得这里有着一堵败落的白垩围墙，嵌着四字篆字“东园故址”的砖雕门额，后面是几株枯树，树上吊着一个老鸦窠。这样荒凉破败的一座“东园”，今天是完全变了。
园里虽然有相当宽阔的水面，但这地方并非当年李白所说的白鹭洲。几十年前，一个聪明的商人在破败的“东园”遗址开了一个茶馆，借用了这个美丽的名字，还曾请名人撰写过一块碑记。碑上记下了得名的由来，也并未掩饰历史的真相，应该还要算是老实的。
在一处经过重新修缮彩绘的曲栏回廊后面，正举行着菊展，菊花都安置在过去的老屋里，这时暮色已经袭来，看不真切了。各种的菊花错落地陈列在架上、地上，但盆上并没有标出花的名色。像“幺凤”、“青鸾”、“玉搔头”、“紫雪窝”这样的名色，一个都不见。这就使我有些失望。我不懂赏花，正如也不懂读画一样。看画时兴趣只在题跋，看花就必然注意名色。从花房里走出，无意中却在门口发现了那块“东园故址”的旧额，真是如逢旧识。不过看得出来，这是被捶碎以后重新镶拼起来的。面上还涂了一层白粉。即使如此，我还是非常满意。整个白鹭洲公园，此外再没有一块旧题、匾对、碑碣……这是一座风格大半西化了的园林，却恰恰坐落在秦淮河上。
坐在生意兴旺的有名的店里吃着著名的蟹粉小笼包饺和干丝，味道确实不坏。干丝上面还铺着一层切得细细的嫩黄姜丝。这是在副食品刚刚调整了价格之后，但生意似乎并未受到怎样的影响。一位老人匆匆走进来和我同坐，他本意是来吃干丝的，不巧卖完了，只好改叫了一碗面。他对我说：“调整了价格，生意还是这么好。不过干丝是素的，每碗也提高了五分钱，这是没有道理的。”我想，他的意见不错。
杂七搭八地和老人谈话，顺便也向他打听这里的情形，经过他的指点，才知道过去南京著名的一些酒家，六华春、太平洋……就曾开设在窗外的一条街上，我从窗口张望了一下，黝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记起三十多年前曾在六华春举行过一次“盛宴”，邀请了南京电话局长途台的全体女接线员，请求她们协助，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使我每晚打出的新闻专电畅通无阻的旧事。这些年轻女孩子叽叽喳喳的笑语，她们一口就答应下来的爽朗、干脆的姿态，这一切都好像正在目前。
自公元三世纪以来，南京曾经是八个王朝的首都。宫廷政治中心一直在城市的北部、中部。城南一带则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区。像乌衣巷，曾是豪族的住宅区，不过后来败落了，秦淮河的两岸变成了市民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明代后期这种发展趋势尤为显著。形成商业中心的各行各业，百工货物，几乎都集中在这里。繁复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随之而发展。这里既是王公贵族、官僚地主享乐的地方，也是老百姓游息的场所。不过人们记得的只是写进《板桥杂记》、《桃花扇》里的场景，对普通市民和社会下层的状况则所知甚少，其实他们的存在倒是更为重要的，是全部的基础。曾国藩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第一件紧急措施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他不再顾及“理学名臣”的招牌，只想在娼女身上重新找回封建末世的繁荣，动机和手段都是清清楚楚的。
穿着高贵的黑色华服的王谢子弟，早已从历史的屏幕上消失了；披了白袷春衫的明末的贵公子，也只能在旧剧舞台上看见他们的影子，今天在秦淮河畔摩肩擦背地走着的只是那些“寻常百姓”，过去如此，今后也仍将如此。不同的是今天的“寻常百姓”已经不是千多年来一直被压迫、被侮辱损害的一群了。
从饭店里出来，走到街上，突然被刚散场的电影院里涌出的人群裹住，几乎移动不得，就这样一路被推送到电车站，被送进了候车的人群。天已经完全昏黑了，我站在车站上寻思，在三十年以后我重访了秦淮，没有了河房，没有了画舫，没有了茶楼，也没有了“桨声灯影”，这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安排人民的休息、娱乐和文化生活呢？人们爱这个地方，爱这个祖祖辈辈的“游钓之地”。我们应该怎样来满足人民炽热的愿望呢？
197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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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
方纪　
方纪（1919～1998），河北束鹿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不连续的故事》，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散文集《长江行》，长诗《大江东去》等。
到了桂林，每日面对着这胜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看着它在朝雾夕辉、阴晴风雨中的变化，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于是从心里，羡慕起住在桂林的人们来了。虽然早在二十三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半年多；但那时候，一来年轻，二来也没有看风景的心情，除了觉得这些山水果真奇异，七星岩里还可以躲躲空袭之外，于它的胜美之处，实在是很少领略的。一九五九年夏天——刚好过了二十年，李可染同志由桂林写生回到北京，寄了一幅画给我看，标题是《桂林画山侧影》。一下子，我就被画幅吸引了，画面把我带到了一种可以说是幸福的回忆中——不仅是桂林的山水，连同和这相关联的那一段生活，都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那些先前不曾领会的，如今领会了；先前不曾认识的，如今认识了。桂林山水，是这样逼真地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时，我惊叹于艺术的力量之大，感人之深。并且惊叹之余，还诌了这样四句不成样子的旧诗寄他：
皴法似此并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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