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风景游记卷》第87章

深涧之中。那将是一场悲剧；悲剧不多，但总是有的。
选自《散文》，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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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日
韩羽
韩羽（1931～），山东聊城人，著名画家。著有《韩羽杂文自选集》、《闲话闲画集》。
与方成兄、高马得兄嫂结伴游杭州，时值盛夏，西子浓妆以待。
当地主人懂得外地人心思，拿出一张游览图“按图索骥”，我们则客随主便。
先至“平湖秋月”。见一摄影部，占了一块风水宝地，挂有各色古式衣装。现下仿古成风，连人也仿起来。一伙青年男女，竞相穿了拍照。却是也怪，本好模好样的人，一旦穿上这衣装，突地变得有些发傻。陆续围拢了人，不看湖，不看山，一心看这照相的了。看者笑，被看者也笑，各自笑其所笑，娱人娱己，皆大欢喜。
旁有小卖部，我们各自买了把檀香扇，高大嫂说，此乃杭州特产，必须买的。
沿山麓，经西泠印社到码头，买票乘船去湖心亭。这湖心亭，“太虚一点”，踞全湖之胜，当是要看的。一上岸，却叫苦不迭，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骡马大会不过如是。欲裹足不前，背后是水，已无退路。无奈何，只好挤入人群，随波逐流，觅缝钻头，见隙插足，亦步亦趋，弯来绕去。我问“湖中湖”在哪儿？答说，不是已走过了吗。原来人缝中明明灭灭的水光树影竟是那“湖中湖”，“管中窥豹”，当如是了。
出了湖心亭，下个景点“花港”，再也不敢问津。像斗败了的鸡，只往偏僻处落荒而行。有点累了，随遇而安，顺便在草丛中乱石上坐下，边聊天，边抽烟，湖心亭惹得的心躁却也渐渐平复下来。起始并未留意，只觉微风徐徐，舒然畅然，及至随着脚边的湖水涟漪放眼望去，烟霭迷蒙，浩茫缥缈，波光山色，深浅一碧。没想到在这无人光顾之处，求之不得的竟不求而得之，西子情态，尽收眼底。
第二天，主随客便，游九溪十八涧。这地方实是难找，只好边走边问，也多亏了我们有辆吉普车。人说，过了六和塔见岔道往右拐。我们依言拐了。又有人说，拐早了，须返回去再往前走。我们踅回又往前走。又有人说，走过头了，还得往回走。于是又往回走。走着走着，一抬头，又到了六和塔下，彼此相对苦笑，却更逗得兴起，再踅回去。为何有这大雅兴，“锲而不舍”？实因了几句话，是俞曲园老人说的：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
行行重行行，终于找到了，阿弥陀佛！果然不虚此行。不说别的，只一下车，就像喝了一瓶冰镇汽水，立感浑身畅爽，暑意全消。更兼地处偏僻，游人寥寥，连同我们仅七八人。今日好景，专为我辈设。
借用曲园老人的状述：
清流一线，曲折下注，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余诗所谓“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数语尽之矣。
景物依然，曲园老人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可能是老先生只顾仰头看山看树了，未暇看脚下看自身，这我们也看到了，是青苔遍地，未雨而湿，彼此相视，面色皆绿。
回城途中，耳中似乎仍响着那直泻而下的山涧溪注。
画家徐启雄，现居杭市，为浙江画院的头头，早在50年代就彼此相熟。第三天，不去湖山览胜，专去启雄家作竟日之谈。
每想到启雄，总想起他那《新嫁娘》的眼睛，那深邃得像井一样的眼睛。
启雄原在《人民日报》美术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要津”。记得有一天我俩去帅府园美协展览厅看一外国画家的画展，在展厅里碰到叶浅予先生。他们俩说开了浙江话（我听不懂），叶先生笑着伸出拇指晃了晃（我看懂了），是对他的称赏，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先生是不轻易奖许人的，何况老师之于学生。似此，正值好风青云，启雄忽起“莼鲈之思”，要求调回浙江老家了。我既为他惋惜，又佩服他旷达超脱。
睽别数十年，启雄仍是嘻嘻哈哈老样子，正如方兄戏呼“小朋友”。
启雄以数十幅新作相飨。玉雕楮叶，虱视车轮，艺道更为精进。笔下的女性，绰约妩媚，婀娜多姿，各呈其妍，各尽其妙。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于人、于艺，以启雄证之，的非虚言。
选自《随笔》，199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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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柳泉杂记
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对蒲松龄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几分亲切感，倒并非因为我有一半山东血统，并在蒲家庄左近住过一阵，相识过一些他的后辈同乡。实在的是因为这人不摆架子，不装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写小说就写小说。虽在小说中洒满了他的孤愤、怨恨、同情、钟爱，让读者在文学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响，但在动笔时绝不先装出个教训人的面孔来；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强装作思想家；他一生穷愁潦倒，却也不冒充阔老大亨。七十多岁熬上个贡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终不穿，七十四岁那天，他儿子找个画像师为他写真，极力撺掇他穿上这套礼服。他穿了，画完一看，越琢磨越别扭，特意在画像上写明：“为余绘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去逝后所怪笑也！”这就是他为人的真实处。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谈到善与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却是体面起来了，山石花草，粉墙漆门，清堂洁舍，在全村里出类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过一天这种有派头的日子也好了。可惜这宅子是他分来的祖产，到他手破旧得连门也没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激政府和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修整这故居所花的财力，所尽的心意，这终究是老作家遗物中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坟墓，就在大破“四旧”之际毁得不成样子。雍正三年张元撰写了个“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研究资料。旗手大旗一摇，石碑化为灰尘。打倒“四人帮”后，茅盾先生重写蒲松龄墓碑，特在左侧记上一笔：“此处原有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祸”。我看了心里酸酸的。这两行字很能表达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这碑本身也是珍贵文物了，倒不如做个亭子，把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东的柳泉，确是夏日乘凉的好所在，几十棵柳树，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侧，夏天沏一壶茶，放两把烟，自己乘凉，也招待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饮茶，又歇腿，没有不扯几句闲话的道理。听的人既不放录音机，又未必当面作笔记。说的人也不怕抓辫子追谣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开河，真假相间，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拔腿就走。在闲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创作素材和语言营养。有人认为关于蒲松龄的这一传说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会认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边，绿柳荫下，恰是闲扯的好环境。当然，那时柳泉号称“满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饮之一汪清水，不是现在这样多少丈深不见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红柱翘檐，只不过是个茅草窝棚罢了。话说回来，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尝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态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这些道听途说打磨成艺术珍品。若无本人的亲身体验，生活积累，只凭道听途说，是写不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东打听一件新闻、西寻问一件轶事，就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他去蒲松龄故居看看那两块砚台——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这真是两块快磨穿了的陋砚啊，石头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众，可是满是笔痕，满是墨迹，这砚台已伴随他六十多年。顺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场失败伴随着的也是它。带着它上高邮、宝应当幕友，又带着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过着“终岁不知肉味”，“贫病出无驴”的苦日子，一边用这砚台写他的《聊斋志异》。这两方砚台，缺棱少角，记录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帮他为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如此瑰丽巨大的财富。砚台旁边还有一只铜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炉。这手炉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门少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