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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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做了俘虏的我和“志愿调解人”被带进学部自治会兴许是合法的、也兴许是非法的占据的一间屋子里，连踢带打，大概水晶体出了毛病，一会儿昏暗、一会儿目眩的眼睛仿佛看见不仅在四面墙上，而且连天花板和地板上都堆满了字的奇怪景象。先让我列举一下当俘虏的过程中获得的印象，然后再往下谈吧。
１．我倒在院子里的铺路石上蜷缩着，任凭人家踢来踢去，鞋尖儿上加强了的运动鞋，踢在太阳穴上、心口窝上、睾丸上，那是在我头一次的青春时代里经历过的乱斗当中连那些粗野的人都避开的部位啊。我不得不拚命地防护，而且，这种攻击方法唤起了我在视觉上的记忆。仔细回想，原来是越南战争新闻纪录片上的一幕。有的学者悠然自得地分析说对肉体的暴力也是传递信息的方法，按照他的公式，在大众信息时代暴力方式的流行也是自然的喽？解放阵线的士兵被南方政府军士兵用军鞋乱踢，双手在背后高高地捆绑，跪在那里的俘虏想要保护侧腹部和膝部，那些部位反而遭到执拗的踢打。他们深知愤怒和痛骂已无意义、也不想哭诉，特写镜头的脸上只有对继续遭受的痛苦的厌恶的表情了。我想，由于摔倒的冲击，已经浑身麻木的我，在铺路石上蠕动着保护自己，不是和那越南士兵处于同样的境地了么？既然施加暴力的一方受到了支配这个时代的暴力方式的影响，那么，遭到暴力的一方不是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反应么？我的沾满尘埃的面颊被按在铺路石上，我的视觉里映出了被三四个人围着乱踢的“志愿调解人”的身影，本来对这类事情应该是比较地司空见惯了的他也和我是同样的嘴脸了。
２．当我和“志愿调解人”在铺路石上遭到踢打以后又被拽起来时，我发现在那围绕着这个院子的建筑物的出入口上，那些或是走来走去、或是站在那里聊天的旁观的各位学生，对我和“志愿调解人”挨打这件事没有表示出丝毫兴趣，这使我感到就像一场特别痛苦的梦，使我发呆了。对此，我也有视觉的记忆呀。因为倒在铺路石上只有视觉还能积极活动，所以，在精神上也是视觉领先啊！我这时想起来的是科克托①的电影里的一个场景，不过也许是萨特②的另外一部电影？总而言之是那个时期的电影，地狱里的摩托车驾驶员把刚死的人带走，但是，背景却保持着悠闲的风光。提到风光，那在一旁旁观的学生们的色彩丰富的当代风光不是很美的么？与此色彩斑斓的世界相比，我和袭击者的世界是黑白的，那就更美啦。因为在色彩斑斓的世界的人们的眼里，我们是“看不见的人”，所以，我怕那些要踢烂我的睾丸的那些家伙确信我不敢见人，所以就把那些凶残的行为视若平常了。
①Jean　Cocteau一八八九—一九六三，法国诗人、剧作家、电影家。
②jean－Paul　Sartre一九○五—一九八○，法国文学家、哲学家。
且说我和“志愿调解人”成了俘虏，被带进写了许许多多字的屋里，万幸的是十八岁的水灵灵的睾丸平安无事，哈哈。那屋里的窗钩用铁丝拥住了、玻璃被木板蒙住，而且用胶带粘了缝隙，屋子的正面靠里边的地方，摆着两把木椅，我们被命令坐下。他们在什么时候准备了如此严密的监禁室呀？如果是日常工作的查讯室，又令人觉得太阴森了。我们勉强从打肿了的鼻孔里出气，顺从地坐着，可是，进屋来看俘虏的人们不住地往后退，终于把靠在墙上的二、三十根钢管碰倒在地板上了。我和“志愿调解人”同时听见有人哎哟地叫了一声，用我们流血的耳朵。据说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有所谓专供观赏的拷打，我们就要遭到钢管的专供观赏的拷打了。
而且，就连控制自己不要哇地一声叫出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其实，当我们作为俘虏被带走时，就不再受到粗鲁的待遇了。起码避免了只伤内脏不伤皮肉的、上百回的钢管的捅撞，那是高级技术的拷打呀。因为我们不仅是俘虏，而且是受到某种怀疑的身分啊。而且，那也是沾了“志愿调解人”被打倒在地、踢来踢去、却仍然以铁一般的意志表达的语言的便宜啊。他能从两肋到睾丸到处都遭到踢打的情况下表达了我是“大人物A”的袭击者的近亲、而那位勇士又是“志愿调解人”所要隐匿的人，也真够了不起的了。因此，我和“志愿调解人”在那些静观今后即将发生什么的人们的面前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俘虏；但是，同时也是纪念“大人物A”遭到半歼灭大会的贵宾呀。
那些默默地看着我们的人，与其说是革命党派的活跃分子，倒不如说是已经倒退为被动地期待着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孩子了。如果找来三十名婴儿，不是很难分辨么？只要不是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婴儿。哈哈。和那一样，那些头戴盔帽、用手巾蒙面，只露出眼睛、鼻子的家伙们也无法辨认。当我被他们踢倒在地之后犹且不肯罢休地踢我时，我心想一定要报仇。虽然他们是以组织的成员身分干的坏事，但是，暴力是通过个人的肉体表现的，所以，我要向那些个人还以暴力，我心中燃烧着仇恨。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些人干的。悲伤和浑身的疼痛交织在一起了。
“志愿调解人”既然向那些人表示了他的意见，在他的意见被转达到领导部门并且得到答复之前，他似乎决心一言不发了。如果在踢打之下被迫说话，那就是对自己采取的态度的背叛了。我对“志愿调解人”更加钦佩了，我也不想用破了皮的、肿了的嘴唇说话了。旁观的人们也完全沉默了。但是，他们是期待着即将开始的对间谍的私刑和欢迎勇士的大规模的祭典啊。虽然他们沉默时露出孩子似的眼神，可是内心倒满充实啊！
而且，沉默的他们，仍然下意识地发出了信息。那就是臭味儿啊，哈哈。初春的下午，在暮色将临的大建筑物里，那熏人的臭味儿冲进变凉了的空气里，他们怀着怎样热烈的追求才疲于奔命得到了连洗洗身子的闲暇也没有的地步啊？我只能感叹不已了。
一会儿，一位领导用双手拨开那些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害怕那股臭味儿，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他当然不戴盔帽、不蒙手巾，就像刚才那个党里的小官僚的复制品，穿着朴素的西服，是个有点儿肥胖的中等个子。他在我和“志愿调解人”前边坐下，故意摘下眼镜来擦，皱着眉头苦思冥想，然后，主要朝着“志愿调解人”，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你的情况，我知道。不过这个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是徒弟？……我想直接问你，你是什么人？你是谁？相当于我们的战士的什么人？”
刚才一直默不作声的在背后那些人（就连踢我们时也没喊叫）哄堂大笑，好像他的问话里蕴含着精彩的幽默似的。我在他们那愚蠢的、没有来由的笑声当中，确定了方针。我决心对那家伙说，我是森的父亲、“转换”了的森是我的同志，我作为同样也是“转换”了的人，协助森开创的事业。如果连这个小官僚也不肯承认“转换”的事实，而硬要把我当作森的堂弟以抬高他自己的话，我就预感到不能完成赋给我和森这个“转换”了的一对儿的使命了。我尽力在想，要不要叫他们永远把森称为我们的战士。
“我认为你们使用我们的战士这个词儿是不恰当的。因为你们连袭击‘大人物A’的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啊。他的名字是森，而以他的名字为轴，我也有了称呼，我就是森的父亲。我一向是依靠他的，因为我就是森的父亲呀。”
“他所说的父亲，请你理解为一种比喻吧。”在我身边的“志愿调解人”介入了，肿胀的嘴唇笨拙地吧嗒着。他可真是天生爱介入的人啊。
“我的话里根本没有什么比喻的意思。”我冷冷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在我和森的一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