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52章

常言说：“穷人爱流汗，富人好游玩”，当年我一个投奔亲戚为了活命的穷少年，也只能在西安的市面上和附近的几个景点转转……
虽然当时我穷困寒酸，囊中羞涩，但幸亏那时的门票便宜，有的只需五分钱，多的也不过一角钱。在过年的几天里，我看了钟楼、鼓楼，还去游览了大雁塔、小雁塔以及我国最大的石质书库，历代书法名碑——西安碑林。
但是好景不长。
春节过后，我姑父关仲仁写了报告，拿着我的户口迁移证到西安市莲湖区庙后街派出所给我落户口，将它一齐交给了所里分管城隍庙片区的户籍警范迪孝同志，而他却让我们等候通知。
一天，两天……一个月过去了，音信全无。
后来我姑父前去询问，回来讲派出所不批准我落户，原因是我年龄超过了十八岁已是成年人无须投奔亲戚生活。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你在西安没有户口就没有你的口粮供应，也不会有你的工作和生存的权利，而是一个外来的“黑人黑户”。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这一消息对我来说的确是当头一棒，如同晴天霹雳，似乎宣判了我的死刑！
但是与我姑家同住在东道院的范警官，却有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亲戚（据说是他老婆的妹妹），户口不是年前才由陕西农村迁移到西安，刚刚落户的吗？而我又是城市户口，为什么就不能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为什么事情到我这里就变了样？近水楼台先得月，范警官可以先给自家的亲戚上户口，却不能给别人上？
我不理解，我不服，我决定上访！
先是到莲湖区公安局询问，后又向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人民来访办公室”去信反映——结果一样。
后来听我姑父说：“范警官卡我户口入户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我父亲曾为国民党时期的旧军人，他的子女也难免不会没有问题”。
此时我一下陷入困境，游览千年古都西安的雅性也被一扫而光。
移居西安的梦想顷刻间破灭，打算在西安落户谋生的计划也就成为泡影。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而我又能退到何处去呢？退回亳县？母亲去世后，八年孤独艰难的求学生涯使我苦不堪言，不愿回首！
我在亳县无亲无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无工作，二无生活来源，又依靠什么生存？
我决定在西安再等上几个月，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报户口会不会有点希望。
然而，形势逼人，我又怎么样在此等上几个月呢？既然户口报不上，西安就不会供应我的口粮，没有饭吃就意味着我在西安市丧失了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注定了西安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而我姑家孩子又多，生活本来就困难，她们住在城隍庙东道院20号，一个很旧足有百米进深的小院里，一间靠着土墙的小屋门前搭起了一个窝棚，里外面积总共不超过二十平方米，住着一家六口人。全家只有我姑父一人在西仓一个集体的针织厂上班，每月仅有四十多元工资要养活她家六口人及我这个不速之客，生活几乎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
为此，我姑母每天除了料理家务，到晚上还要在灯下给针织厂里勾一些袜子、手套（锁口一双两分钱），这样一个月才能挣上十元八元，以补家里的经济不足。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西安地区的灾情虽然不像鲁、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那么严重，但在市民中口粮也是十分紧张的。
一天傍晚，我在房内烦闷无聊，便走出城隍庙东道院在西大街闲逛。当走到群众电影院的时候，这里正在一场接一场地放映着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许多人挤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闲着无事，不如看场电影也好。于是我就凑到窗口前排队，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张晚上七点的电影票，在影院门前等候入场。
当我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时，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向影院旁的巷口跑去。出于好奇我也跟了过去，看到在一个墙角下围着一群人，他们都是脊背朝外，面部向里，弯腰探头地伸出手臂，争着将钱递给一个年过五十，头上系一块蓝色土布，蹲在地上双手抱着一只篮子的乡下老太婆，并向她喊道：“我买一个！”，“我买两个！”。原来是人们不用粮票在此争购馒头。
看此情形，我也慌忙打身上掏出一块钱，从人缝里探着身子跟着大家争买馍馍。
此时人越聚越多，她惊慌失措，双手捂住篮子里的馒头大声喊叫：“一块钱一个，不要乱。”说着她一边接钱，一边从篮子里一块土布下面摸出馒头递给付钱的人。
不到几分钟，半篮子馒头已卖得差不多了，看样子我是没有机会买上了。
老太婆用手摸了摸篮子里土布下面盖首的馒头说：“不多了还有几个，谁有零钱？”
“我有零钱。”
她随手收了我的钱，递给我一个大约有二两重的冷馒头。
我赶紧将馒头揣进怀里，我拿着馒头刚钻出人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警察来了”。围着买馒头的人们像一群炸了窝的黄蜂慌乱地向四下散开。卖馒头的乡下老太婆挎着篮子迈动小脚仓皇地朝北面的小巷里逃去。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警察手里提着棍警棍走了过来，转了一圈，瞅了几眼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就又向别处走去。
警察走了以后，紧张的空气又恢复了平静，刚才有几个买了馒头的人将馒头从兜里掏出来，站在电影院的门口就立即吃了起来。
我的肚子也在不停地闹饥荒，便走到一个房头面对墙壁从怀里掏出馒头，双手捧着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几口就将一个馒头吞了下去，顿时感到胃里舒服了很多。在转身要走时，发现我的身边竟然站着一个头发油亮，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穿一套中山毛尼装，足蹬一双黑皮鞋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此时他和我一样也在面壁吃馒头。他吃完馒头后拍拍手，又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嘴，对我笑了笑，意思是“彼此彼此”然后转身离去。
就在我们二人对视时，我看到他的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徽。从年龄上看，他不是一位教授就是一名讲师，但他怎么也在冬天临街面壁和我一样啃馒头，让我不得其解。
可是我仔细一想，当时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无不受到影响，何况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粮食定量比别人更低。
这说明了不管你是干部，还是高级知识份子，或是寻常老百姓，饥饿的滋味对于谁都是一样的。
幸亏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家调整了政策，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农业生产得到了好转，生活有了改善。正如电影里列宁所讲的一样：“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当时，我姑家有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再加上我这个报不上户口没有口粮的“白吃”，闹得她家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被吃光了。为了填饱肚子，我姑父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要跑到十几里外的西郊向农民买些黄萝卜、青萝卜之类的东西回来，以代替主食。
当年我来到西安加大了姑母家的困难，使我坐立不安！几年前在亳县那个算命的老汉说我“命交莫窟”，犯了什么“煞星”若要摆脱困境必须向西行……
可是到了西安，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反而是更加地倒霉了！
运交华盖欲何求，不该碰头也碰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必须找点活干，自食其力，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据老人讲西安的居民有百分之四十的，是过去由外地逃荒来到这里的农民，其中有山西人、河南人，而以河南人最多。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兵荒马乱造成了农村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拖儿带女举家由中原西逃来到关中，在西安落户。
你若由东而来，刚下火车，在站里走走，在街上转转，就会发现包括站里的列车员、售票员、服务员，以及街面上的饭馆、商店、旅社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说话口音，除了部分当地陕西的口音外，你所听到最多的还是河南话。此时你刚从西安站下车，似乎感觉到了又回到了郑州。
以至于后来，我在西安户口不能落户，由此铤而走险流浪西域，途经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镇和新疆的哈密、鄯善、吐鲁番、托克逊、达板城、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石河子、克拉玛依以及边境线上的伊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乃至天山南北不论兵团农场和地方的公社，随处都可遇见河南人。甚至有的团场连队职工，河南人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