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91章

信中还把我本人自一九五零年上小学到一九六零年上高中期间的学生简历写得清清楚楚。以及六零年“自然灾害”中，因生活困难被迫辍学，后来来户口迁往西安不能落户，为了生存寻找工作自流来疆等等，都如实地再次讲清。同时又举出佐证：去年六月底，联合加工厂保卫科和劳资科到石河子“收容所”招人，在办公室我当着保卫科杨桂林干事和劳资科姚助理员的面，从兜里掏出由亳县迁往西安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将它交给了“收容所”的徐所长，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的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而且当时杨姚二同志也都一一过目。
现在我被下放到农场，家庭成份居然变成“地主”了！请组织上进行核查，按照党的政策给于纠正。
信中还提到了去年在联合加工厂卸粮工作中，右腿因公受伤，请厂里出于人道解决我的医疗问题。
写完信，贴上邮票，我便请每天到四、五公里之外的石油勘探队给伙房拉水的老汉，帮我将信带到邮电所寄出，等候他们的回音。
晚饭后，我心中有些郁闷，走出地窝子爬上土台，由屋后沿着一条小路向西边的沙梁走去。我边走边看，在沙丘、条田间转悠，此时沙梁上的红柳、驼骆刺刺已长出了新叶，路边的碱草从地面也钻出了嫩芽，在这空旷荒凉的野地里给人带来了一种春天的气息。
一群蚂蚁排着长队，首尾相接，从一个洞穴向另外一个洞穴搬家。它们身负重物，来往奔波，忙而不乱，到了傍晚还急于易穴想必是有原因的。据我儿时记忆，曾听老年人说蚂蚁搬家往往是与天气变化有关，不知今天是不是这个原因？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西边涌来一团黄云，刮起了大风，漫天黄沙扑面而来，我急忙转身返回。我知道北疆的四月末五月初时节，乍暖还寒，气候仍然变化无常。我加快了脚步，后来简直就是跑，但还是落后于沙尘暴的速度，狂风怒吼，沙尘飞扬，天空顿时黑暗下来，能见度不足几米，我双手抱头遮脸，猫着腰狼狈地跑回宿舍。
这时地窝子里瞎灯灭火，一团漆黑，屋顶上还不断地掉着碎土，，灰尘呛人。我摸到自己的铺位，拉开被褥和衣而睡，旁边的姜胖子、张虎已进入梦乡。
我用衣服蒙头躺在铺上仍是难以入睡，听到外面大风怒吼，如同鬼哭狼嚎，又似千军万马在我们的地窝子上面奔腾，仿佛天要塌下来的一样，让我感到人在大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的脆弱，简直就是无法抗拒。我想到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山顶洞人”他们为什么要居住在山洞之中？这样不仅可以躲避毒蛇猛兽的伤害，又可避免狂风暴雨雷电的袭击，此时我们的地窝子也真有这样的效用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沙尘暴已经过去，可是我们在地窝子里全都变成了土人，被褥上的沙足有一两公分厚，门也被沙土堵住了半截。正当我们用锹铲沙准备出来时，李排长在门外喊道：“佬儿的！老天也跟我们作对，刮了一夜大风，搞得到处都是沙丘。连里决定今天上午不下地干活了，就在家收拾宿舍，打扫卫生。”我们求之不得。
沙尘暴之后，连里为照顾我这个病号，将我调到林管组。该组只有五个人，一个“九·二五”起义的老汉当我们的组长。平时工作无非是在新栽的小树林带里松土、打埂，有时大田里浇水后再给小树浇上一点水，相比之下活要比大田轻松一些，这已让我感激不尽了。
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直至五月中旬，寄出去的信也没有一点消息，看样子人家是无暇过问了。
但我仍不甘心还在傻等，希望有一天能收到回信。
在那时时、处处、事事都要突出政治，大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家庭成份尤为重要，它表明了你的阶级出身，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面貌的大问题。组织上不也是这样强调的吗？因此我也不敢掉以轻心。
一天吃晚饭时，我将此事告诉了姜胖子，他说我年轻、幼稚、头脑简单，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性。“你想一想，联合加工厂把你下放到农场，现在已不是他厂的职工，与他们没有了一点关系，不管你是成份搞错，或是腿因公负伤这都是过去的事，谁愿意再去找麻烦呢？你与他们又非亲非故，往外推还怕推不掉哩！哪个愿意为一个流浪到新疆的”盲流“再去操心。”
我在大吃一惊，氛氛不平地说：“不是在强调实事求是吗？对一个人应当认真负责，不能敷衍了事，否则，这会贻害他人的。”
他诡秘地笑一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小郭啊，你这个营（人）太年轻，书生气十足不懂世故，要么你就是个傻子，至于以后如何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姜”还是老的辣，姜胖子最后给我指点了迷津。
我听完后非常气愤，又十分懊脑，难道弄虚作假就没有人管了吗？我决定上访。
可是上访谈何容易，当年农场由基层连队向分场、团部、师部反映情况，又是多么地艰难。如果中间没阻拦可能还会有个结果，否则，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不要说我们连队地处荒漠深处，距石河子六七十公里，不但交通不便，就是外出办事也较困难，更不用说去上访了。
“上访”等于给领导脸上抹黑，在他们眼里多被视为“落后份子”，这是人们最忌讳的事情。好在我刚调来不久，所提的事情多是原单位留下的问题，与他们无关。
我写了到石河子医院看病的请假报告，找王指导员批示。为了避免麻烦，当时我就没敢提去师部上访的事，担心他会产生顾虑，而以看病为由请假。
王指导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的报告，然后说我还很年轻，到石河子医院好好治疗，以免留下什么毛病。随后他在“报告”上签字，给我批了一周的假，并让我找文书开个连队的证明，以便外出使用。
午饭后，我到食堂找会计领了几斤粮票，然后回到宿舍将自己的铺盖卷成一个小卷，向张虎、姜胖子交待了一下，便挎着个仅装几件洗漱用具的小包，离开连队翻过大沟，向南朝着管理站走去。在那里等候下午由沙湾县城开回石河子老街的班车。
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小站，向人们打听班车路过这里的具体时间，别人说需等到下午四点左右（新疆时间）。
此时才中午两点多，时间还早，我又没事便像个幽灵一样在站上闲荡起来。
我逛了小商店，又去了邮电所，在张旧桌子上翻看了几封无处投递的信件，希望从中发现我的来信，结果是让人大失所望。
从邮电所出来，又走到路旁，再次向远处眺望，终于发现东面的地平线上冒出了一辆蒙着篷布，酷似“大篷车”的卡车，满身尘土，摇摇晃晃地朝这里开来。那可能就是我要等的老沙湾开来的班车了。
“大篷车”开到站上，车子停下就没有熄火，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位满脸大胡子的汉族中年司机，大声喊道：“有没有人上车？”我赶紧上前搭话，并向司机交了八角钱，他撕给我一张代用票，让我从车后面爬进车厢。于是司机上车加大油门，汽车像一个多年哮喘的病人，又艰难地在土路上爬行。
此处车上没人下车，下面也仅我一人上车。在车上我环顾一下车厢，里面加上我满共只有两维、一回、一汉四个男子乘客。此时车身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我们蹲在车厢里，不停地摇晃，两手只顾紧抓车框以防跌撞，根本顾不上说话了。
“大篷车”如同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跑完了土路，来到三道河子东边叉路口，上了乌伊公路。在这平坦开阔的柏油路上，司机像个疯子开始玩命，加大油门，开足马力，旧卡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跑，片刻就来到了一四三团的团部门口，在此他根本就没减速，一闪而过，又向东驶去。
我们蹲在车厢里，从车的后面可以看到公路两旁树木越来越多，渠沟的两边长满了青草，榆树枝头挂满了榆钱，白杨、柳树的杨花柳絮似雪花在空中飞舞，地里的麦苗一片葱绿，好一派北国春天的景色，与其荒漠深处，迥然不同。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卡车驶进了石河子老街汽车站，司机跳下驾驶室，冲着车厢大喊：“到了！下车。”于是我们维、回、汉四位同志由车厢后面翻爬了下来。
不知是不是我与石河子老街有一种不解之缘？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与孙大哥、周俊鸿三人由玛纳斯乘车来到石河子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