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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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情报好，我们则如同瞎子”，警戒也绝难做到严密。就是军队本身的侦察警戒，也须要战士自觉、奋勇、耐劳，指挥员的认真负责（自然也要有战术素养），以及政治工作人员之帮助（政工的保障），这些都非改善军队的机构与军事制度不可。只有在“官兵一体”的革命军队中，才能求得指战员之奋勇耐劳，而在保持军阀制度的军队中，是不能多见的。
第三，在供给卫生（军队的物质保障）上。有些人以为只要成立了军医处、军需处、兵站及野战医院、兵站医院等，则军队的供给卫生工作就算完事，结果到了冬天（如去年十二月）有些军队还没有棉衣穿，有些军队只吃两餐稀饭，以致有些士兵看到居民吃饭流下眼泪来。伤兵的救护运送与医药则更成问题。抗战初在晋北有过以汽车搬运大官们的家私不运伤兵的事，最近在西南也有以汽车从渝运金出国，而伤兵得不到及时运送的事（南宁失守前，也有过援军得不到汽车载运的事）。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然也有进步的，也有好的，但坏的数目相当多，而像“蜕变”剧中所描写的好人的“监理员”却很少。但是在华北、华中敌后方极困难的环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生活虽极艰苦，但却能及时易衣，及时待食，伤兵得到民众的救护与帮助，治疗的医术也有极大的进步。这没有别的办法，主要是依靠民众而得到民众的帮助（包括医生的帮助），所以革命军队的军事行动，时常都要注意到居民的政治条件问题，这也与一般战术不同的。
第四，在战略战术上，有人以为只要有特殊的技术，能跋山涉水，便可以“出奇制胜”。其实“出奇制胜”，或是用新发明的兵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之用毒瓦斯与英法之用坦克），或是新军队采用新战法（如八路军之在华北，由平型关到百团大战），如没有新的军队，新的兵器，“出奇制胜”很难成功。一般的战士，只能训练出一般的技术，特别在抗战中，我军训练时间之短促，更难要求其学会如何超群出众的特殊技术，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神技，现在是很难见到。至于破坏交通，革命军固然应尽量提高爆破技术，但还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帮助，才能做到。“改造地形”也是一样。华北的破路战中，曾动员整千整万的群众参加，甚至还有妇女参加，并有军队的有力配合，然后才收到效果。那里的缺点，就是爆破器材的缺乏，可是从来就没有人发给过。
总之，有些所谓“革命战术”，都由于片面的观察问题，只看到一些斗争的方法方式，而忽视了其余很重要的斗争方法与方式。其实革命战术，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帮助，离开了民众武装的配合，离开了自己军队内人力的发扬，就没有真实的内容了。革命战争，虽是以武装斗争这一最高的斗争形式为主，但还必须要有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而武装斗争中，也还需要低级的形式与高级的形式之配合（如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配合）。很显明，没有政治斗争，不能打破敌人的政治诱降；没有经济斗争，不能打破敌人经济的掠夺、封锁与破坏；没有文化斗争，不能打破敌人在文化上的欺骗与麻醉，没有各种斗争的配合，只靠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而武装斗争中的正规战还必须有游击战的配合，敌后游击战中，正规兵团还要游击部队以至游击分队的配合。各种斗争形式，围绕着主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才能取得胜利。单纯的军事抗战，绝不是“革命战术”。
另外，有人说革命的战法，“战略上不是打敌人的武力，而是打敌人用武力的目的，战术上不是要死守据点，而是要打死敌人”。战略上既不打敌之武力，而在战术上又要打死敌人，岂不是战术不服从于战略么？不打敌人的武力，而能打倒敌人用武力的目的，这真是唯心论的诡辩。在这种情形下，这一“革命战法”最近发展为，“以堡垒式的防御，对波浪式的进攻”。于是听说有人发问，这岂不违反“革命战法”的精神么？（据说革命战法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答复说：“这是对付八路军的”，于是“革命战法”也就寿终正寝了。
还有人说：“我们抗战中战术思想，应当建筑在哪一方面呢？我以为应当建立在精神方面……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必首先振作我们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把这种战术思想在心理上建立起来，在心理上充满了新战术思想，才能够运用新战术，才能收到战术的效果”（《陆大参谋》月刊创刊特大号金典戎“抗战中应如何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好了，心理上的新战术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到金先生心里去打仗吧！可惜敌人却在战场上。
为要打退战场上的敌人，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国防军，新的武力。孙中山先生说过：“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以拥护国家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北上宣言》）所以我们需要能运用新战法的革命军队。据孙中山先生说：这种“革命军的责任，是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之责任》），中山先生又说：“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三民主义是打破旧思想的主义》），“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以为公者与为私者战，胜败之数，奚待耆！？”（《军人精神教育》）这与斯大林所说“知道为什么打仗的军队，就是百战百胜的”有相似的地方。
这种能运用革命战术的革命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是百战百胜的军队。今天巳经有了活的榜样摆在抗日战场上，用不着在这里介绍，只要大家肯去学，学得多少，就能打多少胜仗。
八、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
这里要讲战斗力的构成，其内在的诸种矛盾及此等矛盾之利用。　我们的战术就是从此产生的。
战斗力直接构成的因素，是物力与人力的有机结合。
物力——兵器——战斗手段，其量与质，基本上直接决定于军事工业的生产力与一般的生产力（自然这种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由于现代生产力之发达，才发生现代兵器与战斗的特征，例如火器之自动装置的加多，摩托机械化部队与兵团、广大的空军、军用化学品、电气的通讯器材……等等的使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在上面“战争与经济的关联”中，已经大体讲过，这里不再详细分析它）。
人力——兵员——战斗中的劳动力，其量与质，基本上决定于生产关系，即决定于政治条件。
先说人力的量的决定。人力的量，不但决定于一国人口之多少，而且还决定于生产率与死亡率之多少，国民健康的程度，社会生产力之高低（工业发达的国家，其动员人数可达15％—20％，因战争性质的关系之影响，留在下面讲）。由于作战方法之影响，非武装的劳动者与武装战士之比例，及前方与后方人数比例也因之而变更（现代欧洲式的军队，加大了非武装劳动者及后方人员之比率）。由于战斗性质、政治动员（或征募或强拉……）之差别，所引起的投军之踊跃与否也各不相同。此外，装备之足否，粮秣之丰啬，干部之多少等，亦可使兵员数量随之而增减。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条件，多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也可说是属于生产关系的。
再说到人力的质的方面。人力的质，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因素，一是身体因素。
政治因素关系于：战争性质（战争目的与劳动人民利益之向背）及战斗员对此性质之了解与否；（2）军队之机构、官兵之关系、军队之政治生活等。这是决定战斗员愿不愿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
至于身体因素：劳动力的体力；（2）学习军事技术以至政治问题的领悟能力；（3）文化水准；（4）运动技术（如爬山、游水、超越障碍等）等等。这是决定战斗员之善不善于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由此可见人力量与质之提高，都要靠政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