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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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以空间换时间”这一命题时，我们不免要回想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红军亟须争取时间休息、整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时，而对于对德议和的争论。1918年3月8日，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所做的结论说：“梁尚诺夫同志偶然讲了一句严正的话，这正好像十年一次的例外，只足以证明一般一样。他说：‘列宁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这差不多是哲学的议论。这一次梁尚诺夫同志竟说出完全严正的词句（虽然只是词句），而全部实质，正是在这个词句中。我正是要将空间让给实际的战胜者，以赢得时间。全部实质，就在这一点上，也只在这一点上。”这一词句的真实意义，在于战略防御者对强敌所不能不进行的“国内退兵”，我们在过去苏维埃战争中所谓“诱敌深入”也与此相同。这被历次的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自然被放弃的部分空间也带去了部分的时间，而且在被放弃的空间里也放弃了一部分力量。不过被放弃的这一部分力量（人力、物力、财力等）是比较被保存的另一部分的力量小（主要是军队的力量，其次是未被放弃的另一部分空间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为了保存自己主要的力量不能不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以放弃一部分次要的力量（“让出空间”）来保存主要的力量，“赢得时间”，整顿自己，寻求敌人弱点，以求最后胜利，就是这一词句的真实内容。
我们知道“攻”“防”是军队进行战斗的运动形态；时间与空间是军队（及一切战争力量）存在与攻防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空间则军队的存在与攻防运动的进行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如果没有抗日军队与抗战的攻防运动，则时间、空间对中国民族的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前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而后者才是前者的目的。战争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直接目的的两方面，“消灭敌人”是主要的，非此即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在不同条件下又互为目的互为手段。“保存自己”的目的，因战争的本质和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有本　质的不同。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抗战是正义战，“其目的在求中国之　自由平等”，所以“保存自己”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日寇的侵华战争却是不义战，其目的在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从这一点上说，它的“消灭敌人”的军队，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民族与国家；它的“保存自己”不是“保存自己”民族生存，而是“保存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政治。
在战争中有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主要的。例如当没有“消灭敌人”的条件而有被敌人消灭或打击的危险时，转移兵力以“保存自己”，这是以时间与空间（以及那空间里的人力物力）的部分放弃，来换取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也就是在一定时间在一定空间中暂不“消灭敌人”，求得“保存自己”，准备将来更好地更有利地或最后地“消灭敌人”。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放弃，绝不是抽象的或空洞的时间与空间的失去，而是包含着一定的抗战力量（就是在部分被放弃领土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不过这种被放弃的抗战力量，较少较次要于被保存的抗战力量而已。这也就是为了抗战的利益，牺牲小的次要的力量，保存大的主要的力量。
同样，在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自然不能不有若干不“保存自己”，或是一时的或是部分的。这种一时的部分的不“保存自己”，直接为了当前的“消灭敌人”，间接为了永久的全部的“保存自己”的全民族。因此在战争中一时的痛苦与牺牲，是应该忍受的。但，不应为了少数人的便利，而应该为了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国难财是要反对的，借口抗战而压迫人民是要反对的，少数人的一党专政应该结束，抗日的民主应该实现，在一定限度内改善民生以利抗战，也是应该允许的。
为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这种“保存”不仅只有消极“保存”的意义，而且还有也应该有“扩大”与“加强”自己的意义。不如此，则不能转变敌我力量与形势，也就不能实现反攻与最后胜利。所以一切进步的力量在抗战中应该发展，也必须发展。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抗日团体的发展与活动，广大人民之觉醒，以及八路军与新四军扩大到五十万，这是抗战发展必然的结果，而且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下，也是完全应该的。
十、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这里要讲的是“敌我”“优劣”“攻防”“胜败”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相互推移。
我们已讲过，“攻防”是战争运动的基本形态，“时间空间”是这种运动的必不可分离的形式，而“敌我”则为此运动之物质内容，“优劣”则为此内容之量与质的表现，“胜败”则为此运动之结果及矛盾之解决与推移。因此，我们可以说：“敌我”、“优劣”、“攻防”、“胜败”这四对矛盾，是战争中主要的对立范畴。“敌我”又可看为根据；“优劣”又可看做条件。
由上所述，我们就可明白，“攻防”这一运动，不能脱离“敌我”之“优劣”（所谓没有无物质的运动）。许多军事家拼命去研究，并说明攻有哪些利哪些害，防有哪些利哪些害，自然这种研究与说明对于进行攻或防也不是没有用处的。但如果因攻防利害多少为其选择之理由，甲因攻之利多而主张攻，乙又因防之害小而主张防，那么这种意见就不免陷入唯心论的错误中（曾国藩主张防，因“守可为主”，蔡松坡主张攻，说“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其实，在理论上主张攻或防，各有其时代之背景，各有其所代表的阶级之利益的政治原因。在实战中采取攻或采取防，则必视双方力量之对比，力量优者采取攻，劣者釆取防；劣者如釆取攻必败，优者如采取防则失机。
抗战初期，淞沪战役单纯防御的错误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曾、胡兵法思想之流毒，也是军事上唯心论碰壁的最显明的例子。照曾国藩的说法是：“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当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善作客。”根据这种唯心论而且发挥它，说是：只要我们有精神，有勇气，就可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说是：只要“镇静防御”就可使敌人“一挫再竭，气落志衰”。可是战争铁面无私地教训了这些唯心论者，“镇静防御”的结果，只是（也只能是）阵地成为焦土，守军全部牺牲。主要的因为不懂得进行运动战与积极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其实，攻防应由敌我优劣决定，不由攻防利害之多少，也不由主气与客气之盛衰。至于攻防的方式，是阵地战还是运动战，要看敌我双方各种条件而决定。
战争中攻防是运动的基本形态，进退只是攻防的准备或继续。攻防二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说过：
“防御要阻止……在于占　领国土的前进（即进攻），因此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　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　法。这些方法一经确定，　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　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了新的防御原则。这样就出　现了互相作用，只要不断　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继续地研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