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61章

（3…U…W…W）人自身的矛盾。在敌人方面，敌兵一方面拼命作战，一方面则想念家乡。我们初看到敌兵的不肯缴枪，顽强作战，以为是“不怕　國霸丨死”，其实，敌兵之不肯缴枪，有种种原因，除了敌寇法西斯的宣传教育，武士道的传流，迷于初期胜利的信心……之外，有民族的隔阂，害怕我军杀害的心理，所以不缴枪，正是一种怕死的表现（其实他们在不义战争中，怕死是应该的）。近来华北我军火线上对敌军的喊话，　特别在要缴枪时，很收效果，整班整排的敌军，自愿缴械投降。这就是说，敌兵一面又不能不打仗，一面又怕打仗，想及早回家。这种矛盾，也是我们所应利用的。我们对敌伪的宣传，都应考虑到这点。
总之敌人的种种矛盾，都是围绕于其基本矛盾——敌国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而运动的。这些矛盾在其战斗力中所表现出来的，可利用作为我们战术的依据（敌军战术以至战略的一切变化，都由这些矛盾而来）；在其战争诸因素中表现的，则可为我战略的依据。我们应善于利用敌之矛盾战胜敌人。
至于我方，自然也有这些矛盾的（虽然大小不同，性质亦有些差异）。那就要求我们善于缩小这些矛盾，调和这些矛盾，而不予敌以可乘之隙。例如，为了消灭物与物及物自身的矛盾，我们应该加紧军事工业及一般工业的建设；为了消除人与物的矛盾及人自身的矛盾，则应该改善政治工作与军事教育；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则应该改善军队机构，消灭某些军队中的军阀制度，求得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及各军间的团结。而这些团结，都须以国内民族团结、坚持抗战、改良政治为基础。有了这种团结，减缩了我方的矛盾，就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然后才能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求敌之可胜”。
九、时间与空间
这里要讲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只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我们时常听到说“争取时间争取空间”的重要，和“以空间换时间”的命题。有人说：“时间是中国之友”，有人说：“领土广大是中国　胜利的王牌。”到底怎样理解才对呢？
还在抗战初起不久的时候，一个奔逃异国的旧俄军官A。YakHONTфф在论“中国的机会”（原文见Cninatoday四卷二号，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八号）时说到“日本机构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地位和它的结果——内部情势。自然它对这种重压，可以支持某一个　时期，即使各国对它施行经济制裁。可是它绝不能支持到一个很长的时期，假如没有外援的话。自然这就是说时间是日本之敌而为中　国之友，危机的时间越长，日本获胜利的机会越少。”自然中国抗战如能持久，显然，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不利，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方　面。这里姑且不问Y君当时的结论是要中国以游击战为主，还是实际等于要中国放弃正规战；也不谈Y君的全文，只问“时间是日本之　敌而为中国之友”这一命题是否正确？我们认为这一命题只有片面的真理，如果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坐待日寇之灭亡。试问时间本身就能为中国产生抗战力量吗？时间一定不利于攻者而有利于防者吗？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曾说过：“当然国家由于历次的被打击，以致失败的例子，即本来应该是防御者护国天使的‘时间’，对于防御者反生有害作用的例子，也并不是没有。但是攻击者的意图，因为行动迟延以致完全失败的实例也是非常之多的。”可见战争之持久，不一定对防御者完全有利，也不一定对攻者完全有害；不一定是防者之友，也不一定是攻者之敌。因为时间本身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中，有些军队削弱了，有些军队扩大加强了。因为他们不打敌人，专事反共，欺压人民，压迫士兵，结果，自然只有瓦解。同样在那里坚持艰苦抗战的八路军，出发时只有三个师十二个团（还留一部在后方）。而现在却能进行“百团大战”。一方消失抗战力量，一方增长抗战力量，还不都在这些年份吗？可见我们不能坐着等“时间”先生送我们的　抗战力量来。
我们知道时间本身不能产生或消失任何东西，任何东西的产生　或消灭，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与否。时间对我国抗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洗刷腐败的反动的势力，培养新生的　进步势力，准备反攻力量。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必须经过一个艰苦斗争与締造的时间；然而时间本身不能生出抗战力量，只有中国广大的人民与军队才能生出它们。而要在人民与军队中生长抗战力量，只有坚持抗战、加强团结、改善政治，打击亲曰派汉奸的势力，限制顽　固派反进步的势力，发展抗战派进步的势力，才能做到。
有些人天天在喊“争取时间”，他们并不是在这争取的时间中积极地“自力更生”来培养抗战的进步力量，而是等待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外国的援助。他们的争取时间，不是为了在这时间中力求进步，而是拖延时间，维持与保留旧的一套。他们在所争取的时间中也要发展力量，但不是发展抗战的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而是发展妥协的顽固的反动的力量，并且还要打击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力量。最坏的是还有亲日派的阴谋家，阴谋在这些时间里发动反共战争，以代替与取消抗战，以达成他们原来就要投降的目的。因此在“争取时间”这一抽象的口号下，隐藏着极不相同的内容：一种是为了中国民族与人民之解放而求发展抗日的民主的进步力量；一种是为了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求发展反动的势力；一种则是为了阴谋破坏团结，终止抗战，实现投降而求发展亲日的汉奸的势力。我们应该看个清楚。
在战术上时间的因素亦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无论新旧原则，都注重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那些被人横的各个击破或纵的各个击破的军队，就是因为力量分散于空间或时间的隔离中。很显然，总数较多的军队，如果分散于各地，或以不同的时间到达一地，就很可能被总数较少而集中力量的军队（假定质量略等）所各个击破。遭遇战“双突破”与“闪击战”中时间因素之作用更为明显。
在空间问题上，有个德国的所谓“名记者”W。Schenkoc在《论日本战略》（原文见一月号《亚美月刊》，译文见《反攻》第三卷第一期）一文中，重复而着重地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靠地理因素即领土之广大。他说日本之不能速胜，是忽视了这一点。他说：“地理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另外一个美国的所谓“远东通”欧文。拉特模（Ouen　Lattmore），他在“日本吊在中国的弦上”一文中，把中国画个三角形，由西北兰州到河北的山海关，与西北的兰州到西南的滇越交界处为垂与底，把东北到西南的沿海线拉直为斜边，他认为日本的失算在于未能贯彻一年前的计划，“……先控制三角形的北方之线（按：即指华北）再趋直角，然后从北方和西方（按：即陕甘宁）征服四川。”（译文见“文摘战时旬刊”四十三号）他认为中国历代的战争，都是这样打，才取得胜利的。这位“远东通”对中国的历史，似还未全“通”，或是他忘记了明太祖朱元璋之光复，与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胜利，并不是这样打的。他这种“小小的几何癖”实由于不了解“在大多数场合，最适合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锁钥是对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三章，经列宁摘入哲学笔记内，并批了“妙极！妙极！”等字）。
对于空间的了解，我们认为空间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同是战力存在与战争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的空间与没有空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时间与空间进行战争也是不可设想的。假如把中国领土全部失掉，去借外国领土来抗战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中国抗战必须在中国领土内行之。因此保卫国土，成为我们全民族的神圣任务。虽然“在敌国领土上来保卫本国的领土也是可能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苏联之在卡累利亚的战争正是这样。但在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中，这种可能早巳没有。中国有广大的领土，这一“地理因素”便宜于中国的持久抗战，并使敌军越深入越分散，越暴露弱点，使中国越宜于转守为攻，这是重要的条件，这与卢森堡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