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第7章

从《史记》记载的史料看，战国时代充斥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各种的联盟活动。尽管大量的竞争是为了保全自己，但从此它们统统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严，自己称王。秦也加入这一潮流，在进行了丰盛而仪式复杂的献祭之后，秦惠文君十二年开始改为秦惠文王元年。　
秦国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秦人仍然以质朴无文、举止粗野著称。惠文王的长子，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在位），一次酒后为了炫耀他的力量，试图举起一只非常沉重的青铜大鼎，这使他受伤，旋即暴毙。曾有一些较小的诸侯国统治着河谷的土地，秦国吞并了它们，于是秦的疆土深深延伸到了南面、西面。好在征服者质朴而粗犷，虽然秦国疆土空前扩大了，但并没有让所有的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虽然秦自己也不时经历戎狄入侵，它的西、北边境开始建立起防御性的长城，这样造就了像山峦一般的自然屏障。现在，秦国跟远离它的齐国交换贵族作为人质，齐国将它的储君送到秦国作“客”。　
此时，周王室仍号称它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秦国陶醉于对其戎狄邻居的不断征服，它征发大量奴隶和刑徒去构筑西陲的长城，以便建立起游牧民族不能入侵的防线。公元前300年，在那位因举鼎而死的秦武王的少弟—秦昭王（公元前307—前251年在位）统治期间，长城终于建成了。　
公元前3世纪的80年代，看上去像是秦、齐互相企图超越对方的年代。公元前288年，这两国诸侯王都号称自己是天下的统治者，就像传说中的古帝王那样。其他国家，此时还强大得足以拒绝这种宣称，这种称帝的雄心和闹剧很快退场并被淡忘。秦昭王本人曾在燕国作过人质，他于公元前284年参加了反对齐国的联盟，他派兵跟他先前的敌人赵、魏一起组成联盟，由燕国一位将军（乐毅）领导，入侵齐国。
神圣的命运（6）
联盟很快就崩溃了，因为别的秦军继续在吞噬着这次盟国们的疆界。但联盟还是达到它的主要目的，那就是齐国曾强大到能跟秦国分庭抗礼，它是秦国最大的心腹之患，此刻，它被削弱了，它跟以前的齐国比只是个影子罢了。　
当时的人们认为，世界末日肯定快要来了，权威还在继续下降的周王更是这么认为。甚至有的人认为根本不可能寻找一个（名义上或者实际上）可替代周朝的。孔子死后，他后来的信徒开始认为他是“素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让孔子真正君临天下，所以一片混乱。行星的灾变也预示着当时局势的混乱和下一个救世主即将出现，后人在回顾时认为孔子出生是圣人的出世，在此后的五百年将不再有圣人出现。如果上天放弃了对周王的合法保佑，那么，取代它的理想候选人也早就没了。　
这样的观点在学者们中很有影响，尤其孔子的后学们，他们认为孔子才是理想的政治家。但孔子本人只是作为一个传统的传承和解释者出现的，并没有建立其任何新的东西，他的后来者们经常认为孔子如果施教于整个世界，人们将真正认识自我。　
在秦始皇出生以前的时代，最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来自一个小国，但在齐国完成教育，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学者，三次做过东方地区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领导人。稷下学宫的名称来源于古代中国的一种谷物—稷。稷下学宫鼓励学术争论，许多伟大的思想都产生于其中。它的神圣性同样产生了鼓励追求真理和一切可能性的氛围。“稷”是至关重要的民之食物，这寓意着政治家们的工作是为了让天下人远离饥馑，远离外交上的争斗，让农夫们确信他们将毫无克扣地获得他们的收成。　
荀子诠释着先人的施教，这导致了另一种在秦看来的“胡言”的来临。事实上，他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并走得更远。他敢于宣称关于神灵们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他像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那样质问：如果天子在献祭时仪式有什么闪失，是否真的将发生灾异？难道天上的龙真的会吞噬太阳？还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如果仅仅是月亮的影子遮住了它，那么，人们在发生日月之食时是否敲锣打鼓或献祭，对日食是毫无影响的！　
自从荀子认为那些传说中的神灵和他们神话般的战争缺乏依据开始，他就对传说时代不感兴趣。正如他之前的孔子那样，荀子对怪、力、乱、神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以这种理性而严格的态度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他回避任何建立在这些神话基础上的争论，他让自己的学生们注意真正已知的事物，尤其是孔子留给他们的历史书籍（《尚书》《春秋》）。这些上千年来真实可信的政治事件、战争、缔约等，值得学者们用一种以往事教育后人的态度去编纂。　
孔子的著作中尤其是《春秋》，被荀子当作范例精心教授。荀子全心全意地赞同它。孔子总结了这些早期历史中的失误和外交事件，他希望这些经验可以证明：只有真理，才能在即使罪恶的时代占上风。荀子对这些并没有充分的信心。荀子从孔子总结的历史中看出了一个简单的、并不受欢迎的事实，那就是只有刑罚才真正起作用。孔子注重礼仪，希望通过严肃的仪式和庄重的举止，人们能够知晓自己的责任；荀子则把礼仪当作又一项繁琐的累赘，它不如一种更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法　；孔子认为善举可以产生更多的善举，以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像别人希望获得的那样诚恳地对待他，他赞扬人天生的善良本性，事实上，他的许多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希望上的。相比之下，荀子更现实，他对学生们强调，有些人必须通过别人由正确的途径来引领，而这引领方式，有时是需要用大棒的，而不是用胡萝卜。这使荀子暗示他的学生，要以正确的行为对待他人，对仪式充满敬意。不过最终这一切还是要归结于对“法”的强调，尤其是刑法。荀子断言，一个圣贤般的统治者在面对犯罪和犯罪原因之际应是严峻果断的，这就是荀子的法家思想。
神圣的命运（7）
这些，其实都是已经走向偏差的事物。时间流逝，人民开始变得轻率，不再遵从代代相承的旧法。他们不忠君，同时，君主们也纵容了太多应受制裁的行为。就像周天子那样，他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诸侯们对自己的轻蔑，因为不想去处理这些。　
当荀子在稷下学宫教授之际，他告诫学生们，让他们的注意力从无意义的对神灵的争论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来。他指出，可以抛开周天子的尊严不提，因为很少有学生会到那里去任职，为什么？因为那里不过是个样子，它没有用，它什么也不能促成，什么也不能得到—权力、财富和影响，这些东西都在等待，等待着更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当然，除周天子本身之外。　
跟其他诸侯国比，秦国的百姓们在紧张劳顿的气氛中生活。其中，战争是件最可怕的事情。从当时官吏工作的细节看，那时的战神庙和审问场所是同一个地方，而且在各国，战俘都为他们各自的神灵所瞧不起。早期文献还简略地记载了“衅鼓”，它毛骨悚然地暗示着一些细节尚不清楚的仪式，这仪式构成了古代中国军事生活的一部分。　
当孔子鼓励这些国家沿袭旧有传统，各个家族应相亲相爱之际，秦国的情况则变得国君能越来越有力地控制。荒原上戎狄的长期威胁已使这个国家长期处在战备的状态，荀子将秦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狭隘的地带”，他也可能是指渭河沿岸狭长的肥沃地带，但更可能指的是存在于秦国边界上的严峻事实：“人民被当局逼迫着，过着一种被剥夺的狭隘生活，他们被各种动机和爵赏刺激着，也时刻受刑罚的威胁。受控制的底层人们知道，只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他们才能从控制他们的上层那里获得一些好处。”　
荀子认为像秦这样的国家是和平的威胁，但他同时认为纯粹儒家式王道总比野蛮、霸道要好。当他更为年老之际，秦国持续不断地吞并着其他国家，荀子的王道论开始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荀子的一位亲传弟子，韩非，第一次提出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观点，那就是或许秦国的政府组织方式并不是不规则地、偶尔地出现的，而是其他各国应实际效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秦人对荀子的观点采取了不规则地断章取义的态度：当秦昭王那弥留之际的母亲说她希望跟她那活着的爱人合葬之际，一个富有经验的廷臣说这样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