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第5章

大约从唐代以后，这个地方一直受到外界的忽视，那些大名鼎鼎的西行和东行游记忽略了它，这是因为遭到长时间废弃的缘故。
到了19世纪的末年至20世纪初期，这条河流开始变得知名起来。在戴布斯（JackA。Dabbs）写的《新疆探察史》一书中曾经被提到，在1889年5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5次探险队，探察了昆仑山西北部、叶尔羌河流域和尼雅（应当指民丰县城一带）等地区。这个探险队是否了解到尼雅河古代三角洲上的秘密，现在还不得而知。到了第二年（1890），法国的杜特雷依探险队（MissionDutreuildeRhins）也到达了尼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支探险队都没有进入尼雅遗址。上述杜特雷依探险队的队员戈厄纳（又译格伦纳，M。Grenard）似乎听说过关于尼雅遗址的传闻，曾设想着到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即“大麻扎”）以北的沙漠里去寻找精绝，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个探险队是著名的和田古桦树皮卢文佛经抄本《法句经》的获得者之一。
1900年～1931年间斯坦因（M·A·Stein，1862年～1943年）的4次探险，使尼雅这个地方变得广为人知。他本是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1900年，他从印度经过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翌年的年初——准确地说是1月20日，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了尼雅河绿洲。1903年出版的《沙埋和田废墟记》一书中，他描写了当时尼雅巴扎的景象：
“尼雅绿洲是由沿着从苏喀克附近山上流下来的小河两旁一系列小村庄和乡镇组成的，小河的上游叫做乌鲁克沙依峡谷河。下午3时以后，我来到了耕作区西部边缘的康沙利小村庄，再行2英里路远，就进入了尼雅巴扎所在的中心村镇，受到了当地伯克代表的热情接待，并且在街口附近一家巴依的房子里为我们准备了满意的宿处。正赶上尼雅巴扎每周一次的集日。虽然已近黄昏，可是在这长约八分之一英里的狭窄街道两侧，棚舍前仍显出一派热闹景象。巴扎上摆着很多从和田运来的干果和糖果、葡萄干，还有中原出产的茶叶及各种调味品，优质核桃和一种淡红色的葡萄则是当地出产的。人们似乎都正忙于为了过好开斋节而选购这些奢侈品。”
一位名叫哈桑阿洪的年青驼夫，好奇心很重，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伊不拉欣的当地农民从北方沙漠里带回来的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些书写木板拥有的学名叫做“简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斯坦因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古代文字——卢文书写的。
所以，准确地说，尼雅遗址的最初发现者，应当是那个叫做伊不拉欣的民丰当地人。如果细究起来，这个说法也可以怀疑，理由是那些居住在尼雅河现代三角洲上的沙漠居民，可能早已经了解到沙漠深处的秘密了。
愚昧无知的伊不拉欣是个“寻宝人”，他熟悉周围的地形，所以斯坦因将他聘为寻找尼雅遗址的向导。斯坦因预感到，一个旷世的考古大发现可能正等待着他：
“……我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不拉欣当我的向导，还向他保证，如果他能把我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在灯下仔细查看这些充满了希望的发现品，使我愉快地度过了这一夜晚。”
1901年1月，斯坦因在当地人引导下，进入尼雅遗址并做了调查和挖掘。他在遗址里的活动情况，是实地测绘了遗址的遗迹分布图和一部分房屋遗迹群（编号N。I～N。IX）的平面图，并且获得了595件卢文和汉文简牍、皮革文书，除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木、铜、陶、金、玻璃器和纺织品等遗物。这一次探险之后，他出版了两部书——《古代和田》和《沙埋和田废墟记》，记录了他在大沙漠的考古探险和发现物。
此后的3次探险期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每一次都进入了遗址。他在遗址中挖掘的详细情况，分别由几部书做了记录（《西域考古图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因为每次考察都有新的遗迹被发现，所以需要不断地进行测绘，他的几位测绘专家——印度军官拉姆辛等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每一次的挖掘中都有数量巨大的文物出土，尤其是文书以及一些艺术品，具有极高的价值，被运到了印度和英国，按照探险前达成的协议，根据提供资助金的额度进行了分成。这种状况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也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斯坦因的掠获物，如果列一份清单的话，他通过挖掘以及收集的古代文物包括以下这些种类：
卢文和汉文文书：大约一千零一十二件左右；
木质艺术品：具有精美雕刻图案的家具、建筑构件等；
古代纺织品：用毛和丝绸制作的衣物；
印章：具有艺术化的造型，用来作身份的证明和模印装饰性的图案等；
金、银、玻璃、漆器等：比较珍贵的器物；
各种材料的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和乐器等，包括陶、石、木、铜、铁、皮革、角、骨制品；还有一把“吉他”。
最后一次的探险（1930年～1931年）鲜为人知。幸亏王冀青教授的费心调查，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查找到斯坦因当年的日记和照片。这一次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使他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挖掘了。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个时期在尼雅遗址工作的情形，让这个老牌探险家感到不满和无奈：
在斯坦因首次探险之后，有一位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于1905年～1906年考察了塔里木盆地。他是著名的“亚洲气候脉状波动”理论的创立者，也是《文明与气候》和《亚洲的脉搏》的作者。这个理论建立在对于气候以及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上，而且被归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似乎充满悲观色彩的科学理论上，受到过不少学者的批判。当他看到像尼雅遗址那样的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古代城镇、聚落废墟时，仿佛目睹了气候与文明这二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生命的存在并不全部在植物生长区，在有些地区，除了死去的植物，常常会有少许在无望的与变化的气候搏斗中逐渐适应下来的生命。许多这样的地方，生命得以繁衍生存的仅有之地，是一些十至五十英尺高的大山丘，山丘上笼罩着柽柳丛干枯的死干与轻柔的新枝，清楚地证明气候变迁的过程。呈现出白色、黄色，或边缘灰白、中心淡红的沙漠，比我们想象的要美丽。的确，在这里生命是凋零的，但沙丘那迷人的曲线和混合着各种色彩的谐调的波纹，却给人长久的愉悦。确实，人们的审美精神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
远古文明的废墟在其遮蔽物——沙丘清晰、幽雅的曲线下，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只有在遥远的东部，在罗布泊湖心那寸草不生的盐碱和黏土地带，人们才真正进入了令人窒息的、可怕的荒芜之地。”（《亚洲的脉搏》）
1905年的10月，他来到了尼雅河流域。在这里他听当地人讲到了斯坦因的事迹，实际上主要是在尼雅河下游一个遥远的古代三角洲的挖掘，证明那里曾经是一处古老的村镇。亨廷顿在尼雅遗址里也做了一番“考察”。他看到了那些房屋庭院和寺庙的废墟，也采集了几枚卢文木简。对于他的“中亚气候持续变干”的理论来说，尼雅遗址的资料显然是很有用的。1908年和1911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两次旅行经过了尼雅（民丰县城一带），并做了短暂停留。至少他到过大麻扎一带。在1908年第一次探险期间，他表示受到了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物的诱惑，“想尝试发掘古城址，去过两三次。”据说收藏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大谷光瑞藏品”中，有十几件木牍文书出自楼兰和尼雅，大概是橘瑞超的挖掘物。在他的探险记里只有简略的记录。最近有人研究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报道以及橘瑞超本人写给大谷光瑞的信，断定他并未进入过尼雅遗址。橘瑞超出版过他在新疆等地的探险记《新疆探险记》和《中亚探险》，这些书现在已有了汉文的节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