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解读大明帝国沦亡:奈何江山唱晚》第29章

赫图阿拉，明朝军队将形成巨大的优势，到时再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剿灭努尔哈赤确实不是什么痴心妄想。然而在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不远处的界凡城，借以阻挡明军东进之后，杜松立刻决定带领一万精骑突击界凡城。他的这个选择，可以说是臭招中的臭招，本来三万人的部队，力量就很有限，如今又把这有限的部队再次分割，简直就是自寻死路，正中了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打击的圈套。
第53节：奈何江山唱晚（53）
努尔哈赤在得知杜松孤军深入之后，大为开怀，认为：“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在这种准确的判断之下，他先是派两个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带领两旗人马截击杜松，而自己则亲率其余的六旗兵马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立刻大乱阵脚，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和他所率领的一万精兵则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这一战，杜松丧生，全军覆没。
击溃了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转而截击北路军——马林部。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企图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这样的排兵布阵无异于分散自己本来就不够强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西线刚刚消灭明兵主力杜松部，乘胜挥戈北上，军队气势正是旺盛的时候。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大败，马林仓皇逃往开原，紧接着，努尔哈赤回军猛攻，又围歼了斐芬山的明军部队。
击垮了明军的两路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经过简单的休整之后，后金部队立刻回师南下，截击东路军——刘铤部。
四月十日，刘铤率领的明东路部队出宽甸。十六日，大部队进抵阿布达里岗，跟随配合的朝鲜将军姜弘立率部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仅有五六十里。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得知东路军已经接近都城之后，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领军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就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的集团部队，待机而动。
按照努尔哈赤的指挥，代善率领己部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为了能够诱敌深入，代善命令明朝的降官持前次战役中所得的杜松令箭求见刘铤，诈称杜松已抵达赫图阿拉，催促东路部队迅速增援。刘铤一听杜松已经到了赫图阿拉，立刻着急起来，觉得自己的功劳马上就要被人抢跑了。为了能分得胜利果实，既没深究消息的真假，也不等朝鲜将军，急忙率本部人马直奔赫图阿拉，并在阿布达里岗陷入重围。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铤战死，全军覆没。
聚歼刘铤部之后，代善迅速集合八旗兵马，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团团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无奈之下姜弘立只好率全军投降。
面对东、西、北三路军队的全面失利，杨镐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大本营。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努尔哈赤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打下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文武官员死三百一十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丢失马骡驼两万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明军完全失败。
“萨尔浒战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帝国兴亡的关键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顽强作风，在五天之内，在数个地点进行了数次大规模集团作战。战斗前部署周密可靠，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迅疾投入新的战斗，连战连捷。这一仗让明军丢了威风，却让后金部队打出了信心，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又挥军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辽东军事彻底逆转，后金部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
而此时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坐镇北京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依然忘我，虽然“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却仍然不理朝政，甚至拒绝召见长跪门外的文武群臣，一心玩乐，丝毫不把边疆军务放在心上。
第54节：奈何江山唱晚（54）
（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悲哀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帝国辽东主将更迭，熊廷弼走马上任。这是一位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的名臣。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边患急遽，所以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才”。
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知识分子出身的熊廷弼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反而是毫不畏惧，逆流而进，担起了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艰难重任。上任之初便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四处躲避战火，帝国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沈阳任职，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连日兼程抵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在熊廷弼看来，明朝部队虽然在萨尔浒一败涂地，但却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再无还手之力，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队虽然善于骑射，士气高昂，在战斗中猛冲猛打“铁骑冲突，如风如火”。但由于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所以虽然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因此明朝军队虽然战败，但只要战略得当，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地，据险扼守，便可稳定战局，再伺机进攻。因此，在熊廷弼的战略谋划中，防守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当然这种防守并非消极怠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边境军队的战斗力和自信心，为其后的决战建立基础。为了尽快让军队进入良好的状态，熊廷弼还大力整顿军纪，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奠战死的官兵，又诛杀了贪官陈伦，弹劾掉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军事上确定了防守策略的同时，熊廷弼也加紧征兵调将、齐备粮草，做好战争准备。面对恶劣的边境形式，他屡上奏疏，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又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装灭虏炮二门。紧接着又大修城池，在城外又挖了三道沟壕，每道宽三丈深二丈，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修固辽阳的同时，熊廷弼将沈阳也修缮加固，不光“城颇坚”，城外又掘了一人高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沟，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一时间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固若金汤。其他要塞，也都改善了防守质量。
在熊廷弼的亲力亲为下，辽东“数月守备大固”，边境局势得以迅速地稳定了下来，并且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在大名帝国的官场之中，凡是有才干的官员基本都会遭到同僚的挤兑，尤其是熊廷弼这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更是没有好果子吃。由于办事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