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9-动物园的历史》动物园的历史-第11章

称核心：第一是莱茵河沿岸的主要工业区，包括科隆（1860年）、卡尔斯鲁厄（1864年）、斯图加特（1870年）、杜塞尔多夫（1874年）、亚琛（1886年）和其他一些城市；第二是东普鲁士（布雷斯劳，1865年；波森，1875年；斯德丁，1882年；耶拿，1901年）和萨克森（德累斯顿，1861年；莱比锡，1876年）的较大城市，这是另一个经济龙头区。除此之外，几个较为孤立的工业或贸易城市（汉堡，1863年；汉诺威，1864年；慕尼黑，1910年）也不甘落后。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哥本哈根，1859年；莫斯科，1863年；布达佩斯，1865年；罗马，1910年）和大城市（巴塞尔，1874年；巴塞罗那，1892年；华沙，1911年；里加，1912年）也加入了大潮。
动物花园的普及之所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广，国际竞争的政治层面是原因之一。维也纳仍保留着那个18世纪的贵族动物园，但依然在1863年新建了一个动物花园。这个例子也反映了城市精英阶层的攀比心态。当时，动物花园被视作证明或保住城市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颇似盛行于19世纪（剧院，博物馆，大学，商会，交易所）和20世纪（体育设施）的其他一些形象标志。另外，兴建动物花园与建立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文学院等机构一样，都是一种全欧性运动的一部分。这类机构完全顺工业革命的动向而普及，因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建设项目往往会得到进取而又搏学的中产阶级的赞助。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动物公园开始出现在美国。费城市酝酿已久的动物园开放于1874年；筹建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辛辛纳提动物园、纽约中央公园和芝加哥林肯公园（1868年）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公园一样皆属名城名园系列。我们可以用“大西洋、工业化、北方”这三个词概括这个系列：巴尔的摩（1876~86）、匹兹堡（1898）、布法罗（1875~95）和圣保罗等。亚特兰大（1889~92）是唯一的南方代表，旧金山（1889~92）预示了动物园在加州宜人气候中的兴起，丹佛的动物园将成为科罗拉多的旅游之窗。大约有20家动物园在1885~1900年间开放，全部游客如梭，而且在1940年之前，每年都有约两家新动物园落成。
第二篇　控制需要（19世纪）第六章　帝国荣耀（1）
当欧洲正在打造它那庞大的殖民帝国时，利用奇异动物的四种方式浮出了水面。狩猎是第一种，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尤其对殖民地的军人们来说，狩猎往往带有英雄主义色彩，他们会通过清除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为个人荣誉增光添彩。将空间限制强加给动物，也就是将它们囚养在动物园中，常常与动物适应化相结合。最后是心理上的利用，特别是驯化大型猫科动物的精神含义：这种方法与殖民进程完美吻合，以至于反正统的漫画家们用它来寓指奴隶制，而马雷夏尔·利奥泰（MaréchalLyautey）真的将殖民博览会中的那个展现帝国主义丰功伟绩的动物园托管给了一个驯狮者。狩猎、动物园囚养、适应化和驯化不断交互影响，刺激了需求，带动了野生动物展的兴起，但也害死了无数野生动物。声名赫赫的进口商们掌握着全球性的猎人网络，而空前先进的步枪成为传统捕猎方式的补充。声势浩大的动物运输队将大规模屠杀抹除于人们的记忆；动物屠杀问题没有得到丝毫重视。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动物经销商们会在欧洲的动物园中举办人种展览，古怪的男人、女人和野兽挤在一起，皆被冠以“野蛮”二字。
活捉它们！
欧洲的动物花园中不会没有猎人。柏林动物园园长的儿子卢茨·赫克（LutzHeck）将他的狩猎回忆录命名为《东非动物园外的荒野狩猎》（AusderWildnisindenZooaufTierfanginOstafrica），动物园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卢瓦泽尔（GustaveLoisel）申请了一张淡季狩猎许可证。朱尔·雅南（JulesJanin）曾提到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有个在一次狩猎中受伤致残的男人每天都要去动物园，只为确认“这个世界上仍有可以杀的东西”。不管名字叫邦布奈尔还是塔尔塔兰（阿方斯•；都德笔下的人物），猎狮者总是猎人之王，因为他们能将百兽之王击败。猎获的动物就是他们永恒的荣誉纪念。1881年5月28日刊的《讽刺画》（Caricature）将爱德华·马内（EdouardManet）一幅画中的那只躺在猎狮者佩尔蒂塞（Pertuiset）身后的死狮变成了一张床边地毯。在英格兰，狩猎是与殖民霸业联系最为紧密的活动，猎人俨然成了“一种完美而又纯粹的帝国建设者”。譬如，洛瓦雷恩·戈登·卡明（RovaleynGordonCumming）于1838年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运输队，开启了作为非洲探险家（1840年）和大牌猎手的传奇生涯。世纪中期，他带着大量战利品和填充动物标本返回伦敦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在罗得西亚（Rhodesia）服役的士兵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卢斯（FrederickCourteneySelous）也是个勇猛的猎人。他被誉为“促进了文明化事业并对英帝国的扩张有所贡献”的人。另一代猎手追随了这些先驱的足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一直是活跃人物。
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殖民地的狩猎战利品是“被发现和殖民的土地已被征服”的标志。从19世纪初开始，威廉·布洛克（WilliamBullock）的印度博物馆（IndiaMuseum，1801年）每年都能吸引10000至20000名游客。野生动物经销商们囤积猎物，收集被18世纪的收藏家们视若至宝的动物遗骸（龟壳，海贝壳，牙齿，角），也搜罗今天所说的民族物品（武器，装饰物，衣物，珠宝）；哈根贝克家族便拥有绝妙的牛羊角和鹿角收藏品。随着标本剥制术（填充动物标本的艺术）的进步，收藏家们开始请人猎杀大型动物以求完善自己的收藏品。沃尔特·莱昂内尔·德罗思柴尔德（WalterLioneldeRothschild）便明确要求科兰东（Coryndon）为他寻找并猎杀一头犀牛。死在动物园中的奇异动物受到蔑视，狂热收藏迷们认为囚养方式已经扭曲了它们的原态。最受欢迎的动物就是最罕见或最难捕杀的野兽。德比伯爵（EarlofDerby）的博物馆收藏了大约25000种动物。
来自阿尔勒的浪漫亲英派后代皮埃尔…阿梅代·皮绍（Pierre…AmédéePichot）曾在一次题为“人兽之争（LaLuttedel’hommecontrelesanimaux）”的演讲中宣称：“不能顺从地围绕重心活动的物种将会灭绝，而这个重心就是人类。”1787年左右，认为自然无穷无尽、永不耗竭的老观念导致开普敦附近岛屿的企鹅惨遭大屠杀。这方面，新型武器比老式火枪更有效率就是殖民时期与过去的惟一区别。1875年之后，26个人可以在一天内杀死56头大象。要想活捉动物，惟有杀死护幼母兽或兽群首领。赴肯尼亚的托恩巴德（Tornblad）探险队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群成年长颈鹿被杀死后，一只幼崽被捕获，它立即受到了全队的欢迎，得到了悉心照料，还被起了罗莎莉这么一个名字。哈根贝克也发现自己“经常被迫杀死”大象，因为成年象会用自己的躯体遮护幼兽。
每一个探险家都会为筹集旅资而变成猎人。1830年左右，德阿姆（DixonDeham）带着一群动物从乍得返回，就像斯坦福（Standford）和纳特勒（Natterer）一样。最后他把这些动物卖给了卡尔•；哈根贝克。猎人对公众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填充标本和动物园中的活标本，因为有许多猎人推出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个文学流派盛极一时，尤其是在英格兰。1820年，S•；丹尼尔（S。Daniel）和W•；丹尼尔（D。Daniel）出版了《非洲南部之自然、部落、动物和景色概况》（SketchesRepresentingtheNature；Tribes；AnimalsandSceneryofSouthernAfrica），书中透着一股超越了动物生活的旅行纪实趣味。后来的猎人们常常用尽小说式的刺激和悬疑来润色他们的回忆录。《一个猎人在南非深处的5年生活》（FiveYearsofaHunter’sLifeintheFarInteriorofSouthAfrica）是戈登·卡明在于1850年返回伦敦后出版的，当时他还举办了自己的猎物展。《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等流行刊物转载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这些出版物对动物园的成功贡献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