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5章

结果，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历史。
我对这个观点有两点反对意见：（a）它忽略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包括前科学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至为重要的渐进实验。（b）整体主义实验不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有较大的帮助；它们只能在与“其结果未知的行为”同义的情况下称为“实验”，但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把结果和所预期的结果相比较的一种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整体主义实验就不能被称为“实验”。
关于（a），可以指出，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观点尚未解释我们有着许多关于社会生活随实验知识这一个事实。有经验的和无经验的实业家、组织者、政治家或将军等，是不相同的；他们的不同表现在社会经验上：而经验的获得不仅通过观察，或对他们所观察的事物深入思考，而且要靠为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付出努力。必须承认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知识通常属于前科学的类型，因此它与其说是从精心设计的科学试验中所获得的知识，不如说是从偶然观察中所获得的知识；但是，没有理由否认这种知识是基于实验而不仅仅基于观察。一个杂货商人开一家新商店就是进行着一种社会实验；甚至一个在剧场门前排队的人也会获得实验性的技术知识，他可以在下次排队时利用这一知识来定座位，而这只是一种社会实验。我们不应忘记，只有实际的尝试才使市场上的卖主和买主认识到价格会随供应的增加而降低，并随需求的增加而升高。
规模稍大的渐进实验的例子是垄断者决定改变他的产品价格，私人的或公家的保险公司开办新的健康保险或职业保险业务，或设立新的销售税，或实行反对经济周期的政策。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着眼于实践的目的，而不是着眼于科学的目的来进行的；某些大公司所进行的实验则是特意为增长他们的市场知识（当然是为了以后增加利润）而不是为了马上增加利润。这和自然工程以及前科学方法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的技术知识，例如造船或航海方面的知识，最早是通过前科学的方法获得的。看来，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些方法不必加以改进井最终让位给较注重科学的技术；这就是说，让位给以批判性思维和以实验为基础并朝着同一方向的较为系统的方法。
按这种渐进观点，在前科学方法与科学实验方法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尽管日益自觉运用科学的（即批判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从根本上说，两种方法都可以说成是运用。我们做试验，即我们不仅仅记录我们的观察结果，而是主动地试图去解决某个多少实际的和明确的问题。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虽然这个分析听起来很平常，但我相信，它说明了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越来越具有科学的特征，我们越自由而自觉地准备去冒试验的风险，我们就越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去找出我们总是犯的错误，这个公式不仅包含实验的方法，也包含理论与试验之间的联系。一切理论都是尝试，都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都要经过检验，而一切实验的确认则不过是以批判精神进行试验的结果，为努力发现我们理论的错误而进行试验的结果。
对于渐进技术师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意味着：如果他希望在社会和政法的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那么，最必要的是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做尝试和犯错误都是免不了的。他不仅必须学会预料到会出错，而且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错误之所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自认一贯正确的违反科学的弱点，而这个弱点似乎在职业的或业余的政治家当中尤其普遍。然而，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警惕这些错误，找出它们，把它们公开出来，进行分析，并从这些错误中学习，这是一个有科学眼光的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政治学中的科学方法意味着那种确信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无视错误，掩饰错误，或把错误归罪于人的伟大艺术让位给另一种更伟大的艺术——为错误承担责任，力图从错误中学习并应用这一知识避免将来犯错误。
现在我们转到（b），即对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整体主义的实验中学习，或者更确切他说，认为我们能够从以整体主义梦想为目的所实行的大规模措施中学习的论点给予批评（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里所表明的，整体主义的实验在其极端的意义上是要重新建造“整个社会”，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要论点很简单，这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而我们对自己所采取的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的行动始终采取批判的态度就必定几乎不可能。换句话说，从重大的错误中学习是很难的。
其中的原因有二，它们既是技术上的，又是道德上的。既然在一个时期里做那么多的事情，那就不可能指出哪一种措施应对某一个结果负责，或者更确切他说，假使我们把某一特定结果归因于某一特定的措施，我们也只能以从前所取得的某种理论知识为根据，而不能从该整体主义实验中知道。这种实验不能帮助我们把特定的结果归因于特定的措施；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把“总的结果”归因于它；而且，不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要评论它确实很困难。即使尽最大的努力对这些结果提出结构完善的、独立的批判性陈述，也不能证明能够成立。况且，进行这种努力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对整体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自由讨论很可能是不被容忍的。原因是实施极大规模计划的尝试是一件使许多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感到十分不便的事情。因此，总会出现反对和抱怨的倾向。对于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如果还想继续干下去，那就只好充耳不闻。事实上，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但他必定也不断地压制合理的批评。光是对不满言论进行限制这个事实，就会使最热烈的满意言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这就很难确认各个公民对这个计划如何反应等事实，而没有这些事实，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批评。
然而，把整体主义计划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的困难，比我们迄今所表明的还要严重得多。整体主义计划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力集中是容易的，但是把分散在许多人头脑中的知识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集中对于明智地运用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这一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既然不能确定在这么多的人的头脑中的想法，他就只好消除个人之间的差别而使自己的问题简单化：他必须用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与信念。然而，这种试图控制人们的精神的做法，势必会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的可能性，因为它显然与思想自由，特别是批判思想的自由不相容。其结果，它必然毁掉知识；权力越大，知识的损失也越大。（由此可以发现，政治权力与社会知识是玻尔所说的“互补的”。很可能这是对这个难以捉摸而又很时髦的词的唯一清楚的说明。
所有这些话语只限于科学方法的问题。这些话无形中承认如下的重大假定：我们不必追问乌托邦计划工程师心底里的仁慈心，总之他们至少有取得独裁权力的权威。托尼（Towney）对马丁。路德和他的时代的讨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不相信有独角兽和火怪，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和亨利八世的时代仍为崇拜那个稀有怪物——害怕上帝的君主的盲信找到了支持。”这里是用“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了“独角兽和火怪”，把这两个名称替换为两个较明显的现代对应物，把“害怕上帝的君主”替换为，‘仁慈的计划权威”。于是，我们就有了关于我们时代的盲信的描述。在这里，我将不反驳这种盲信。然而，我们可以说，即使有权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始终如一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会表明，他们绝不可能得知他们的措施的结果是否与他们的良好愿望相符合。
我不相信能对渐进方法提出适当批评。这个方法尤其可以用来找寻和克服最严重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但不是去寻求某种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这是整体主义所要做的）。采取有步骤的措施来反对某些错事，反对不公正或剥削等具体情况，反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