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黑格尔》第17章

如果我们追问，印度宗教将印度人的道德体现到何种程度，回答必然是：他们的宗教远离他们的道德。对于西方人，宗教就是“本质”认识，就是我们的“本质”。这个“本质”必须是个人追求的神圣目的，必须能成为人类行动的内容。印度人就没有这种将上帝作为普遍基础或人类行动实体的观念，因为他们并不把“精神的”作为自身意识的目的。一方面，他们所谓的德行是从所有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这种境界叫中性婆罗摩；另一方面，他们的举动都是由外在惯例规定的，不是自由的活动。英国人认为印度人的道德状况是肆无忌惮的。印度人的根本特性是欺骗和狡诈。对欺诈、偷盗、抢劫、杀人，他们是习以为常的。印度人仁爱、人道的特点，就是不杀禽兽，为母牛、猕猴等牲畜设立医院；但却找不到为照顾病人、老弱者而设立的机构。印度人连蚂蚁都不踩，但对饥饿将死的流浪者却漠不关心。子女根本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儿子大多数都虐待母亲。
我们简略叙述印度的艺术和科学。英国人入主印度后，就开始恢复印度文化的工作。威廉？琼斯首先发现了“黄金时代”的诗歌。英国人在加尔各答表演诃利陀莎的《娑昆达纳》等戏剧。印度文化在考古热潮中被推崇到了极点。印度的诗与哲学，被赞誉为是超越希腊的。《四吠陀经》是印度古代宗教典籍中最重要的，两部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后来传到了欧洲。玛奴的《礼教法典》是印度法律的基础，它的渊源十分古老，对英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从这里获得印度的法律知识的。
我们也要提及印度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这就使主观、内在的自由被压抑下去。在印度，这种想象的主观性，就是“自然的”与“精神的”统一。这里缺少原则的对立，没有“自由”，没有作为国家基础的自由原则。因此，这里没有真正的“国家”。印度的政治生活没有任何原则，没有道德与宗教规定的专制政体，因为道德与宗教是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因此最专横、邪恶、堕落的专制政治，在印度横行无忌。在中国、印度等专制政体国家，暴政是激起公愤和招致憎恨的，但暴政在印度又是常见的。
在这种状况下的民族中，我们无从发现“历史”，这也是中国与印度最显著的区别。中国有最准确的历史，印度却正好相反，完全忽略了历史。因为“历史”需要理智，而理智就是以独立、客观的眼光去观察对象，并了解它与其他对象合理联系的能力。只有那些理解自己是为自己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才有“历史”。
印度人自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可改变的命运，同时他们的“精神”又提高到了“理想性”，因此他们的心里出现了矛盾、互相抵触的过程。这就使他们没有记录历史的能力。世间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心中都幻化为错乱的梦境。我们在印度人中，找不到历史的真理与正确性。这部分因为他们神经的兴奋与虚弱，无法将对象保持在心里，无法确实地去了解一个对象；部分因为他们的本性与真实性不相容，对于不会引起误解的事，他们也要有意说谎。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5）
但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永远是重要的。他们依靠历史，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体现于“法律”、“风俗”上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历史，那么他们在时间中的存在本身就是盲目的，只是不断地重复表现任性罢了。因为印度人没有历史纪事，也就没有事实的历史。印度典籍中所提到的时期，大多是天文方面的。
因此，最古老又可靠的历史资料，要从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的希腊作家的著述中去找。从这类著作中，我们得知印度当年的制度与现在并无区别。近世纪以来，印度几乎全部都隶属于欧洲人了。因此关于印度的历史，我们的知识基本来自外国。印度本土的文献只有不清晰的记录。欧洲人的经验表明，不可能从印度混乱的记录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印度本土有各个帝王的大事年表，但都很荒唐。我们常常发现一份年表比另一份上多了二十多位皇帝。即使这些年表是正确的，它们也不能算做历史。婆罗门是没有捍卫真理的良心的。威尔福特花费大量心思与金钱收集文稿，召集很多婆罗门做节录工作，以便发现“大洪水”等事件。婆罗门为了讨好雇主，造出了雇主所需要的而原稿中没有的记录。威尔福特很久后才知道自己上当。
欧洲人刚认识印度时，发现的是很多小王国，它们的国王都是穆罕默德教徒和印度王子。这些小王国分成各县区，由穆罕默德教徒或印度武士任长官，负责征税和进行战争。只有国王受威胁时，其臣下才有权力；并且只能靠武力来获得人民的服从。局面因此并不太平，斗争不断。这种斗争是君主间的强弱较量，王子反叛父王，国王的兄弟、叔伯与侄子间的反叛和暴动。历史是统治王朝的，而非普通百姓的历史。即使印度在宗教与政治上没有外来侵略的时期，也同样有割据、战乱等不稳定情形。
在结论中，我们再将印度与中国进行比较。中国的特点是，毫无想象的“理智”、没有诗意的生活。在印度，所有对象都被看成是不现实的和变动的，任何事物在被认识前就被想象歪曲了。在中国，伦理、道德构成法律实体，并体现在确定关系中；在百姓之上有大家长似的皇帝，照顾臣民的利益。印度就不同了，其特点是纷繁复杂的“差异”，宗教、战争、贸易以致最微小的事情，都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严格地维持那些区分，使“国家”唯一的普遍意志荡然无存，只有肆意放纵。印度人全部生活和各种观念中，充满的是一系列迷信。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是愚蠢和不可忍受的，因此被迫去从鸦片中创造一个梦的世界与一种癫狂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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