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31章

行”，烧香朝山卖药称“拱党”，“观音党”，京人卖药称“七皮通”，僧人卖药称“三皮跳”。道人卖药称“火头生”、“全真党”。取牙虫称“柴受”，妇人卖药称“拖青”、“板柴”。骑驴卖药称“拖鬼”，撑伞卖药称“昌皮”，戏法卖药称“丁叉党”，排摊卖药称“疙瘩党”，打坐卖药称“毛墩子”，告示卖药称“访僻”，卖假药称“跳将灯”，学医谓之“锁皮”。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④祭祖与年节聚会　
民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他们崇奉的祖师，其中五花八门，常令笑皆非，匪夷所思。比如行走江湖拉帮结伙的，习惯上尊奉桃园三结义为其宗祖，其中关云长尤受崇奉，这是众所周知的。
五群体活动（4）
丐帮既然是一种类似行业的社会群体，少不了也得弄个祖师来装点门面，并且这个祖师还要是个像样的人物。使人感觉到丐帮虽然是一群花子者流，倒还不是没有来历的。如此这般，丐帮的祖师也就“制作”出来了。如同丐帮门派纷杂一般，丐帮的祖师向来也歧说不一，大致有范丹（冉）、窦老、朱元璋、武老二（武松）、秦琼、伍子胥诸位，不过得到大多数乞丐认可并尊奉的是范丹。　
既然有了祖师，当然就要供奉祭祀了。在丐帮中，祭祖是一项重要的活动，每逢年节拜师入帮之时，丐头都要率领众丐敬祖祭祖，以此来强化乞丐的身份认同，加强丐帮的群体一致性。京城丐帮“穷家门”在早先每年都有公祭祖师一次，祭礼地点就在北京市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每到祭祖之时，众丐云集，鼓锣喧天，其状甚为宏大。　
乞丐也过“三节”，即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俗称过年）。其中以春节为重，到年三十这天，只讨上半天。这半天要得的钱，不论多少，一概归己。逢年过节，各行各业的徒弟都要给老师送节礼，唯丐帮例外，不但徒弟不给老师送礼，逢年老师带要给徒弟一点压岁钱，但徒弟在年三十晚上给老师磕头拜年是不能免的。拜过年就算“放假”了，可以各自上街游耍了。　
花子平时各人讨要的食物和钱财都归个人，到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三大节日，因人们都改善生活，乞丐讨回来的东西也统统归拢在一起，集中起来共同吃用。　
过春节时，穷丐行也要吃“团圆饭”，过“团圆年”。酒肉馍菜以至油盐酱醋，均系讨要而来。开封丐行的规矩是，对酒店、肉铺，平时是不上门讨要的，只在三大节各要一次。例如开封的丐帮就有隆重的春节活动，当时开封有肉铺、肉架几十处，每处一次总要给二三两肉，对有名的乞丐头儿，至少要给半斤以上。给的肉当然不是上好的，多为边余“滚刀”之类。开封的酒店就更多。那时还没有瓶装酒，都是散装，每人可以讨要二三斤。丐帮过年时一律吃大锅炖肉，数量不限，论碗喝酒，一醉方休。虽无七碟子八碗，可亦算过得一个肥年了。不过正月初五，不去商店讨要，因那时的商店不过初五不开门。此时主要是去住家户讨要，这比平时好要些，要得的食物也比平时好，馍是白的，也有给剩菜的，甚至还有给带汤的饺子的。头两天还可以，往后就不行了。因有些贫苦居民也加入了讨要行列。有些人家在蒸过年馍时，另做一些花卷馍（白面和高粱面各半，相叠多层，成方形或长方形，表层必为白面）、包皮馍（仅外层为白面，里边全是高粱面），也有蒸纯高粱面窝窝头的，专备打发乞丐用。在年节的聚会宴饮中，乞丐们尽管地享受着生活的欢娱，在那一时时刻，他们那别样的生活似乎也显现出一丝光彩，那一颗颗被扭曲的心灵似乎也恢复了常态，渐渐欢畅地律动起来。
乞丐文化与国民性
乞丐文化与国民性
文化现象既是一种共时态现象，又是一种历时态现象。　
在同一时期，人们往往共享一种文化，即人们拥有大致相近的语言、习俗、风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是为文化的共时性。共时态赋予文化以特定的时效性与现实性。同时，文化也可以在时间的隧道中流转、在不同的世代中迁延，不同世代的人们也可能共享一种文化，是为文化的历时性。历时态赋予文化以特有的延续性与继承性。乞丐文化正是这样，它一经产生便开始在社会中传播、迁移、流变，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人们传承衍变，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继承性。　
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形成远在上古，历经数千年演化播迁，时至今日，余响犹存。乞丐的身份地位、角色形象，乞丐的行乞伎俩、乞丐的边缘劳作形式、乞丐的切口黑语、行规帮规、乞丐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仍可以在现今的乞丐活动中窥见其孑遗、在当今的乞讨流浪大军中，上述文化因素的历史痕迹依然嵌入其间。虽说时过境迁，乞丐从外形到内涵已迥异于往昔，但乞丐文化的核心要素仍然被它的传人们所继承，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乞丐文化在漫长的文化播迁过程中，除对其专属群体（乞丐）产生重大影响外，也对社会其他亚文化类型、其他阶层与群体的行为、价值观产生着影响。按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一种社会文化，不论其高下优劣如何，它在社会体系中存在，总会对个人、群体和组织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这是文化播迁功能所使然，是社会化过程所使然，也是社会互动交往过程所使然。按此观点，我们有理由认为，乞丐文化也会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其他阶层和群体产生影响，同时，其他群体与阶层的文化也会对乞丐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这是双向互动的作用。对于后面一种情形，即社会其他文化对乞丐文化的影响，我们已在第六章作过初步探讨，而对于前一种情形则是我们下文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前文已反复论及乞丐文化的性质，即它是一种边缘性的亚文化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底层民众的文化，一种弱势群体的文化。后来几经嬗变，其群体构成的成分日渐驳杂，其文化面貌和文化特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它由一种底层民众的边缘文化演变为与主流文化大异其趣的另类文化。底层民众的变化、弱势群体的文化一变而为游手无赖的文化，再变而为以庸劣自贱、放逸自任、痞棍流氓为特征的另类文化。并最终定格于此。　
乞丐文化集中体现了底层民众穷极无聊的生活真相，也是社会中各种庸俗取向、消极态度、懒惰哲学、流氓意识、隐士作风、痞子行径等行为类型与思想意识的集中展现。凡此种种文化特性不仅是乞丐群体的生活写照与精神寄托，也是社会中各种“另类人群”——游手无赖、消极无为、狂放无羁、流氓痞棍等各色人等的行为哲学和精神避难所，乞丐文化由是成为社会中各种不良行为、违规越轨行为的助动剂，各种庸俗恶劣思想的兴奋剂，以及各种颓废消极精神的致幻剂。乞丐文化于是乎在社会中广为发散，影响既深且广，余毒所及，至今未绝。　
由此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乞丐文化所发散的这种庸俗功利取向、消极无为的生活态度、懒惰思想、流氓无赖作派、放浪自任的行为方式、苟且偷安、取巧作伪的心理倾向与国民性中所谓“坏根性”或“劣根性”是颇多相近的。观诸社会生活的实际，可知他们两者确乎是一对连体骈枝，影形相伴，相互影响。中国人的“国民坏根性”中究竟有多少受到乞丐文化的影响，“国民坏根性”与乞丐庸劣习性有多少相同或相近之处，“国民坏根性”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乞丐文化流毒“污染”，这些问题，我们也将在本章中一一论列。
参考书目
1．曲彦斌．中国乞丐．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　
2．曲彦斌．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3．刘汉太．中国乞丐群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4．任建，雷方．中国丐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5．文史精华编辑部．近代中国江湖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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